旧文 怀念球场上的切·格瓦拉，也是怀念艺术足球的最后美丽

前言：爱足球二十多年，一直喜欢用文字书写足球世界的喜怒悲欢，或是假足球之名对生活嬉笑怒骂。感谢懂球帝这个比较纯粹的足球社区平台，时刻提醒我：即便生活再怎么一地鸡毛，热爱足球的初心不能丢。从今天开始，我会不定期放几篇以前写的与足球有关的旧文，与各位球友分享。

国际足联的名利场永远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迭戈和他的折翼雄鹰只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才能享受举国上下的夹道欢迎和顶礼膜拜。阿根廷女总统克里斯蒂娜飙泪留任马拉多纳，并多次邀请国家队前往玫瑰宫。这个精明的女人深知迭戈对整个国家的图腾意义，也不会忘记三年前总统大选中迭戈对自己的鼎力支持，否则她不会像“从丈夫手中接过衣服”那样轻易从丈夫手中接过国家权杖。

1978年梅诺蒂的那支阿根廷队没带上马拉多纳，世人记住的是肯佩斯门线前狡黠的手球，帕萨雷拉粗野的放铲，但这种夺冠方式显然不是崇尚理想主义的高乔人乐见的。8年后的墨西哥，迭戈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征服了世界，而他在更衣室内脱衣高喊“阿根帝纳”让整个国家拜倒在他的足下。几年前的马岛战争中，年轻的阿根廷飞行员如堂吉诃德般冲向英军战舰机毁人亡；而手无寸铁的迭戈也如孤胆英雄般独自冲向敌阵，却带回来一尊金光闪闪的大力神杯和备受磨难的血性民族的自尊。在那个战后民族国家激烈对抗的时代，第三世界在球场上对发达国家的暴击，对受屈辱的国民心理起到了治愈疗伤的功效。中国最早的阿根廷球迷，也是从马拉多纳时代成功入坑。

如今的马拉多纳，即便西装革履，却始终不会与贝利、贝肯鲍尔等足坛政客同流合污。他活得真实而透彻，在赛前如长者般亲吻每个孩子，输球后又在女儿的怀里哭成泪人。他厌恶一切政府和官僚机构，视国际足联和山姆大叔为天敌；他将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文在身上，用手枪和拳头来表达愤怒；他宣称热爱家庭，却把生活弄成一团乱麻；他受尽恩宠，也曾被世界的恩宠纵容得一塌糊涂。几年前，当他玩得有些大了，即将撒手人寰之际，又有成千上万的阿根廷人守夜为他祈祷。这些人里，有些曾开过他的玩笑，有些曾视他为玩偶和小人，但即便最痛恨的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没有迭戈的生活是场悲剧。

行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小巷，马拉多纳和国际战士切·格瓦拉、探戈舞王卡德尔等照片几乎悬挂在任何一个旅游景点，他们象征着这个探戈民族的精致历史和文化情结。当然，还有传奇的庇隆夫人，阿根廷人选择了这样一个“出生低贱、不择手段的放荡女人”作为图腾，也是选择了对权威和富贵的天然反抗，选择了互助、自治、反独裁和“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在自由与纪律间，阿根廷人选择了无政府主义的前者，也必然选择了此起彼伏的混乱和割裂现实的民族悲剧。在这片历史断层、“无所适从”的大陆上，有着备受近代文明侵蚀和摧残的“百年孤独”；中锋别里兰特在黎明前死去，成为金钱和权势垄断下的现实牺牲品。

为了生存，身怀绝技的南美球员争先恐后地逃离故土；为了理想，他们在陌生的欧陆坚守着骨子里的无政府主义情结。罗马里奥、大罗、里瓦尔多、小罗和梅西，他们足球艺术的登峰造极之地，都是在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纳——这个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们的麦加。克鲁伊夫，古典艺术足球的卫道士，在被荷兰放逐后选择加泰罗尼亚作为自己人生的理想国。他学会了加泰罗尼亚语，娶了个加泰罗尼亚老婆，给儿子取了个加泰罗尼亚名字，成为这个地区最知名的人——加泰罗尼亚人可以不知道谁是首相，谁是市长，谁是大主教，但是不能不知道约翰·克鲁伊夫。

对自由的信徒来说，巴塞罗纳是他们的伊甸园。这里有高迪的圣家族教堂，有达利的传世画作，有毕加索童年的记忆，也有佛朗哥时代的城市游击战。如今这里是朋克青年的自治领，先锋艺术的试验田。伍迪·艾伦的《午夜巴塞罗那》将它的浪漫风情传遍全球，来自阴冷不列颠的贝克汉姆，也曾被霓虹灯下的曼妙女郎刺激了最初的荷尔蒙。

在巴塞罗纳，加泰罗尼亚广场旁边是西班牙广场，巴萨的同城对手是冠以“皇家”的西班牙人，卡斯蒂利亚的中央政府以这种方式试图弥合加泰罗尼亚人的分离主义倾向。虽然哈维和普约尔对“选择代表西班牙还是加泰罗尼亚”之类的问题缄默不语，但无论是在更衣室还是拉玛西亚，加泰罗尼亚语始终是官方语言。

在这片自由灵魂安放的土地，每一个家庭都希望孕育出下一个克鲁伊夫。当年克鲁伊夫从荷兰负气出走，并非是对荷兰足球的背叛，更准确地说，是荷兰足球远离了他心中的理想国。被政治掮客和商业巨头裹挟的现代社会，无政府主义的艺术足球虽然难以摆脱“致命的自负”，却依稀闪现着理想王国的曙光。只是，当球场上的切·格瓦拉们渐渐远去，我们只能从文化衫和录影带里寻找那最初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