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足球】民族主义、归化与身份认同：蓝武士的全球化之路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上，日本在小组赛击败德国、西班牙，取得2胜1负的战绩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世界杯十六强，虽然日本在点球大战中输给了克罗地亚最终止步十六强，但是这些年来日本足球的进步已经使其成为了世界足坛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在蓝武士成为亚洲之光的路上，日本的归化外籍球员计划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归化球员，在国际上是一种常见的手段，然而我国直到2019年2月，才迎来了中国足球史上第一位归化球员侯永永（现已退籍），相比之下，日本早在1970年就拥有了第一位归化足球运动员，比中国早了接近50年。日本并不是移民国家，而且民族主义色彩浓厚，在他们的立法原则上也并不承认双国籍，但为何日本的归化计划就能取得成功，而我们在搞了几年后草草收场？回顾日本的规划之路，也许我们就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第一阶段：归化的开端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足球职业联赛还没有成立，日本国家队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也没有什么起色，日本足协为了提升本国足球水平，同时也是为了足球运动在本国的推广，于是制定了归化外籍球员的计划。
在这一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归化球员便是来自巴西的内尔松·吉村（Nelson Yoshimura）。内尔松是日本足球归化第一人，于1970年加入日本国籍，代表日本国家队出场45次打入7粒进球。直到退役后，内尔松一直留在日本推广足球运动，最终在日本病逝。1985年，日本国家队中出现了“双乔治”的归化外籍球员组合，他们分别是小林·乔治（George Kobayas）和那城·乔治（Conesa Ciudad George），两位“乔治”均来自巴西。
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归化计划还是处于一个比较谨慎和保守的阶段，而且几乎都是由日本足协推进计划的进行。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日本是一个有着浓厚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归化外籍球员的举动在日本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因此这时日本归化的都是有着日本血统，并且在归化后在短期内就能对国家队的竞技水平有较大提升的外籍球员。到了1989年，日本足球史上的第一位无血缘归化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拉莫斯·瑠玮（Ramos Ruy），而他的到来将为日本足球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阶段：辉煌年代
拉莫斯出生于1957年，1979年来到日本并在第一年就成为了JSL的射手王，于1989年加入日本国籍，是日本足球历史上第一位无血缘归化外籍球员，同时他也被誉为“迄今为止对日本足球贡献最大的归化运动员”[1］。拉莫斯代表日本国家队出场32次打入1球，在1992年的亚洲杯半决赛上，拉莫斯帮助日本国家队击败徐根宝率领的中国队闯入亚洲杯决赛并最终夺冠，这是日本足球国家队历史上第一次获得洲际大赛冠军，标志着日本足球正式迈入亚洲足球强国行列。
拉莫斯并没有日本血统，为了让当时的日本民众能够接受这位无血缘归化球员，日本媒体用铺天盖地的宣传为拉莫斯赢得在普通民众中的口碑。拉莫斯被日本媒体称为“比日本人还日本化（more Japanese than the Japanese）”的归化运动员，认为拉莫斯内心具有强烈的“责任和人道”，是日本文化的代言人[2]，正是因为有了像拉莫斯这样的技术移民，日本足球“至少少走了10年弯路”[3]
1992年的亚洲杯冠军极大地激发了日本民众对足球运动的兴趣，而在1993年，也就是亚洲杯夺冠后的第二年，日本职业足球联赛J联赛成立了，这更是吸引了无数日本民众的目光，日本足球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在这段蓬勃发展的时期里，日本足协的归化计划也正式进入了全盛时期，瓦格纳·洛佩斯（Wagner Lopes）是其中的著名代表，他的日本名字为“吕比须”。洛佩斯在取得日本国籍后16天就代表日本国家队出场，并帮助日本国家队第一次杀入世界杯决赛圈。
在这个时期，大量的民间力量参与到外籍球员的规划中，和以往只有日本足协推进的归化计划相比，那时归化外籍球员的数量无疑得到了更为快速的增长。1996年，日本接受与韩国共同举办2002年世界杯的提议，更是把日本民间的归化潮推向了顶峰。日本企业，足球俱乐部和相关从业人员的参与，也促进了日本足球归化体系的迅速发展，逐步走向成熟，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归化外籍球员的体系。
第三阶段：开花结果
90年代的归化热潮过后，日本足球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奠定了自身亚洲顶尖的地位，这也使得日本归化外籍球员更加专业。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日本已经拥有了完备的归化外籍球员的体系，而且随着日本本土运动员水平的提高，日本国家队在世界足坛的竞争力日益提高，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在归化外籍球员的时候，除了对外籍球员的竞技能力要求有了较大提升外，也越来越重视外籍球员对日本文化的认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日本国家队的归化对象，大多数都是从小在日本长大，接受日本教育，长期在日本生活，并且是从日本的青训体系中脱颖而出的外籍球员，这些归化球员不仅能够更好地融入日本国家队，而且在日本民众的眼中这些归化球员已经和真正的日本人无异。这个阶段的代表性球员是2002年在日韩世界杯上有过多次精彩表现的三都主（Santos Alessandro），三都主从小在日本长大，接受日本青训，代表日本国家队参加过两次世界杯。
在三都主之后，还有田中斗莉王（Marcus Tulio Lyuji Murzani Tanaka）、酒井高德（Gotoku Sakai）、丹尼尔·施密特（Daniel Schmidt）和铃木武藏（Musashi Suzuki）等等的归化球员为日本国家队出战。
日本模式：联赛、血缘和买青苗
当今世界足坛主要存在三种归化模式，即血缘模式（法国、德国等国为代表）、联赛模式（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为代表）、金元模式（卡塔尔、菲律宾等国为代表）[4]，而当今日本在以血缘模式和联赛模式为主的同时，开创了独特的青苗模式也就是所谓的“买青苗”，它的另一个更为直白的名字叫做“买青训”，主要针对自幼就在日本国内生活的外籍球员，三都主和田中斗莉王都是这种形式代表。
日本足球起步时，其国家队实力较弱，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较弱，日本队对优秀运动员的吸引力也比较差，因此日本一开始是以联赛模式为主，吸收在本国联赛大放异彩的外籍球员，如早期的内尔松，“双乔治”以及拉莫斯等。日本通过联赛模式的归化已经可以称得上是非常成功，但是日本毕竟是一个民族主义影响十分深远的国家，所以也不得不注重归化球员的血统问题。三种归化模式的相互结合，才使得日本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并且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政商合力，其利断金
在法律上，日本政府对日本足球归化外籍运动员给予了足够的法律支持。日本与我国一样，都属于非移民国家，日本《国籍法》对于入籍的规定和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其归化制度分为3种：第一种是普通归化制度，需要满足日本法律规定的居住条件、能力条件、品行条件、生计条件、丧失条件、思想条件、日语能力条件而且在归化瞬间自动丧失原有国籍。第二种是简易归化制度，又称特别归化，一般是指日本人的配偶者申请日本归化、日本籍国民的孩子或者领养的孩子以及无国籍人等特殊情况的归化行为。第三种是大归化,针对对日本有特别贡献的优秀人才，经由日本国会承认之后自发赋予对日本有特别功劳的外国人日本国籍，这种归化方式不需要脱离原先的国籍[5]。
日本足球的归化运动员大多是通过前两种形式归化而来，但也有极少数足球归化运动员通过第三种形式进行归化。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前夕,在得到日本法务省明确表示“可以保留双重国籍”的承诺后,洛佩斯才加入日本国籍。通常情况下，从个人申请到最终获得日本国籍大概需要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但为了让洛佩斯能够参加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最终只用了8个月时间就成功入籍[6]。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日本法律在立法原则上并不允许双国籍，但依旧留下了相当大的操作空间，这使得日本的相关政府部门在操作外籍运动员入籍时，可以特事特办，给非常优秀的外籍球员留有余地。
除此之外，日本民间对于归化也有比较大的支持，从足球俱乐部到民间企业，都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归化计划的发展中来。比如日本独创的青苗模式就是民间力量在日本归化计划中的鲜明体现，这种模式不仅能帮助归化计划的发展，同时也是在为本国青训体系的建设添砖加瓦，而企业和足球俱乐部等民间力量又能从足球市场中分一杯羹，形成良性循环。
回到中国：从日本归化之路探讨可取之处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坦率的说，在国际层面上，体育运动就是在模拟战争。”［7］我国的体育事业更是如此，从一开始它就有着非常深的民族主义烙印，进入国家队代表我国征战世界大赛的优秀运动员往往会被社会推崇为“民族英雄”、“社会榜样”等[8]。国家队比赛初衷在于“完美地呈现出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想象的共同体”[9]，这就说明国民在关注国家队比赛的时候，并不只是要求归化运动员在国籍上的合法性，还会要求这些归化运动员呈现出与自己类似的相貌、语言、文化以及其他行为习惯上的民族特征。以日本的洛佩斯为例，为了使洛佩斯获得日本国民的认可，1998年世界杯上洛佩斯助攻队友打进日本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个进球的赛后，洛佩斯登上了日本多数媒体的头版头条，比起称赞洛佩斯的技战术水平，更多的日本媒体赞誉洛佩斯为“礼貌的、谦恭的”“完全的”日本运动员[10]。
目前国人对于运动员归化现象还是存在一定的“民族认同障碍”[11]，因此在归化模式的选择上，应当是以血缘模式为主。华裔运动员在肤色和相貌上接近中国人，因此更容易被本国国民接受，而我们也可以学习日本的青苗模式，在青训阶段就可以吸收优秀的有潜力的华裔小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艾克森的归化争议相对较小，可以看出国人对于长期征战中超联赛外籍优秀球员有着一定的认同感，因为这些运动员在中国长期生活，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都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能够很好的融入中国社会。
通过日本的经验，我们不难看出政商合力、多方面力量的共同参与，也是日本归化计划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目前我国推进归化工作的主要主体较为单一，以各中超俱乐部为主，没有或者较少来自政府官方的配合。目前我国《国籍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而且现行法律下，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入籍难度较大，这使得外籍运动员的归化存在较高难度。为了归化外籍运动员，而修改《国籍法》承认双国籍不符合我国现实[12]，而且日本在立法原则上也不承认双国籍，日本绝大部分归化球员也没有双国籍，足以证明没有必要为此承认双国籍。那么我们只能通过降低入籍上寻找突破口，我认为可以从两个点进行突破，一是扩大解释《国籍法》第7条第3款“有其他正当理由的”，尝试将“引进高水平外籍运动员，提高中国弱势体育项目竞技水平”纳入其中作为依据，二是扩大解释《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第6条第3款“对中国有重大、突出贡献以及国家特别需要的”，尝试将“弱势项目的高水平外籍运动员”列为国家特别需要的人才[13]。此外，中国足协作为中国足球的主管机构，也需要出台规范归化球员的规定和文件，避免盲目归化和其他的因归化导致的混乱现象。
归化外籍球员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非常重要：很多日本的归化球员，在退役后依然留在日本，继续为日本足球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更有甚者在日本去世，如内尔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归化球员，大多对日本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把日本视作自己的归宿。而我国的归化球员，有不少人不仅无法融入中国社会，而且有很多人在还未退役都时候就退出中国国籍，恢复了原来的国籍。卡塔尔曾经的归化军团多次折戟亚洲赛场，也能说明归化对本国没有认同的“雇佣兵”并不能长久，如同一盘散沙，国家队的技战术水平也不能得到什么提高，从长远来看，对于本国的足球事业的发展也没有益处。所以我们一定要着重培养归化球员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让他们认同中国文化，同时也认同中国人这一身份，只有这样才能使归化球员很好地融入中国社会，真正成为中国足球的一部分，得到国人的认可，并且在退役后依旧留在中国，长久地参与中国足球事业中去。
结语
在体育全球化的今天，规划外籍运动员是一种促进本国体育运动发展的司空见惯的手段，日本比起我们要更早地与全球化接轨，而且最终取得了成功。归化外籍球员显然是一种有效的手段，并不是只有足球发展落后的国家才会积极推行归化外籍球员的工作，德国、葡萄牙、法国等欧洲传统足球强国也将归化外籍运动员作为发展本国足球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14]。这需要我们正确的看待归化球员，不必将其视作洪水猛兽。国家队过度依赖归化球员固然弊大于利，但合理的归化不仅可以够使国家队的一些薄弱位置得到补强，技战术水平在短期内得到提升，而且从长远来看，这对于我国足球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本文回顾了日本足球归化计划的发展，始于70年代的摸索时期，到90年代的鼎盛时期，最后到今天的成熟时期。日本足协的归化计划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离不开日本足协长达数十年的坚持，日本归化以联赛、血缘和青苗三种模式的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日本模式”，同时日本民间各大力量的参与和政府的鼎力支持，也从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日本也十分注重归化外籍球员的文化认同，使归化外籍球员的长期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目前我国足球才刚刚开始了归化球员的计划，在经历了4年之后的今天，这个计划日趋停滞。在这一计划上，我们可以吸取日本在归化外籍球员方面的经验，让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这个计划中，给予法律上的支持，注意照顾国人的民族情感，以血缘归化为主，同时也要着重培养归化外籍球员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这样才能使归化外籍球员的作用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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