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去海外打拼的华人，许多都来自浙江和福建？

根据研究中国海外球员、华裔球员专家的消息，在海外踢球的许多中国年轻球员，大多是来自浙江温州或者丽水的移民后代。

另外在最近，一则重大新闻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在英国，一辆卡车运载的集装箱里发现了39具尸体。一开始媒体报道称都是华人，后来经过核实，大部分为越南籍。这也使得“非法移民”问题再次成为了大众讨论的热点话题。

虽然该案件并不是主要涉及华人，但网络上依旧流传开了许多华人家庭是如何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合法或不合法手段到海外谋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大部分的主角都来自于浙江或福建。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在开地图炮。笔者并非生于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切身体会移民者那种迫切希望到国外去的心情，相信许多国人也与我有着同样的疑惑。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同时也访问了一些来自浙江和福建的朋友，希望能得到一些较有说服力的答案。

华裔球员林球立，祖籍浙江温州

地理条件决定地域文化

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文化上的差异。而文化上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形成该文化的某些个体之间的差异。

个体之间的差异从哪里来？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基础，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

比如，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农业文明，小农经济，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更早进入资本主义？

我们必须从中国和西方的地理环境差异上来看。中国的环境，东部、南部是很长的海岸线，西部是戈壁、高原，北方是寒冷的草原。在这中间，有着大量可耕的平原，黄河和长江及其支流也孕育出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之一。

中国四周封闭的地理环境

中国四周封闭的环境，导致中国人很难进行对外的交流和开拓；中国中原地区可耕的环境，丰富的资源，又足以让务农者自给自足。农业经济的特点，又决定了农民无法离开土地，造成了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格；中国历代王朝以农业经济为主导，收农业税的模式，又决定了中国长期以来必须在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中央政府领导下才能正常运转。

历史上，我们看到所有所谓的“农民起义”，大多是由于农民与土地的脱离而造成的。(例如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天灾导致的粮食歉收、政府大规模征发劳役导致无人耕种土地等等)，所以中国历代王朝，都要努力把农民稳定在土地上，重农抑商。因为中国大多数人口务农，农业是“国本”，鼓励经商活动，有动摇王朝统治根基的危险。当然，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也是决定经济模式的重要因素。

隋炀帝大肆征兵征伐高句丽，大量劳动力脱离生产导致农民起义

而欧洲为什么能发展出商业文明？欧洲文明，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希腊千岛万屿，濒临爱琴海；古罗马在亚平宁半岛上，濒临地中海。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己有限的空间内，除了海产之外，生产的主要是橄榄等经济作物，需要与外界交换粮食。我们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希腊人作战已经有了三列桨战船，他们的航海技术已经比较发达。而同时代中国的春秋末期，还把江浙地区的吴越居民视作是断发文身的“东夷”，中国也并没有出海远航的记录。

中国历史上是大陆文明和农业文明，西方历史上是海洋文明和商业文明。形成这种差异，主要是因为以上所述的地理因素。

说回到浙江与福建，道理是一样的。虽然中国历史上总体以农业文明为主，但浙江、福建属于多丘陵地区，可耕土地少。加上北方游牧民族几次入侵中原，导致了中原人士分批次南迁。到了宋代，浙江和福建已经呈现出人多地少的形态，传统的农业生产已经不能满足当地人的生活需要。由此，这里就逐步产生了出洋贸易的人群。

另外，浙江和福建本身的优势是属于沿海地区。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阻隔，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断，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尤其像中国瓷器，在海上运输更为适合。而浙江、福建多产茶叶，瓷器和茶叶，都是在海外十分受欢迎的中国货物，两地又由此在贸易上占据了一份得天独厚的条件。

泉州：古代的海关，对外贸易的窗口

地形上，浙江、福建也十分占有优势。宁波、泉州都是条件十分优异的港口城市。其实从唐朝开始，泉州的造船技术就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泉州的船只平稳坚固，适合远航。加上唐朝时中国对外交流频繁，泉州成为了重要的贸易港口。到了宋元时期，泉州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港口。

泉州也长期设有“市舶司”，这类似于海关一样的机构。他们负责给外国船只发放入港许可，给本国船只发放出洋许可，并且对进出口货物进行管理检查。后来，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时断时续。即使是明朝隆庆年间收紧对外贸易的政策之下，当局还是开放了福建的漳州作为口岸，并且只允许泉州和漳州的商人从事对外贸易。

浙江和福建也出了许多纵横于海上的著名人物，比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福建南安的，当时就归泉州府管辖。他以民间的力量，建立了庞大的海盗组织，与东西洋各种洋人来往。

此外，海外华侨当中，许多人也来自福建。新加坡籍著名歌手林俊杰，其祖先就来自福建厦门的同安区，后来移居金门。而他的曾祖母，来自福建泉州的安溪县。新加坡现在四分之三都是华裔，而且大部分都来自于福建省。

因此，福建，尤其是泉州，与国外的接触是有历史传统的。许多外国人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的中国人，就是福建人。从明朝隆庆年间开始，福建人也开启了有组织地向海外移民的脚步。

温州：除了黄鹤和温州话，你还需要了解些别的

由于网络上洗脑式传播的“黄鹤事件”，大家现在提到浙江温州，第一印象都是“江南皮革厂”、“三点五个亿”、“带着小姨子跑了”，亦或是所谓的“恶魔之语”——难懂的温州方言。但实际上，温州是国家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也是海西经济区五大龙头城市之一。这座城市值得探究的地方，远远不止这些网络老梗。

在温州，有一些村庄大部分的人口都到海外去谋生。与一般大家的印象不同，温州人并非是仅有高素质人才才会选择出国。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到国外去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出国之前连英语都不怎么会说。更有甚者，一家的青壮年劳力全部到了国外，只有老人留在故乡。

浙江温州归侨出资为民工孩子建图书馆

在温州的农村家庭，这种情况尤其明显。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许多农村人口也住上了平房。脱离土地之后，年轻人没有事情可以做。如果让他们继续在村里做一些收入不高的杂活，不仅年轻人不乐意，长辈也会认为不是个办法。那么，出国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与正常把业务扩展到海外的商人不同，孑然一身，甚至是以偷渡身份来到国外的中国人，本身是一无所有的。这也决定了他们没有退路，反倒能在逆境中重新激发骨子里吃苦耐劳的本事。

欧洲最贵的是劳动力，人力成本很高。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性格，相对不高的工资，使得他们即使是做欧洲的底层工作，也能迅速积累到财富。甚至因为某些中国人在海外没有身份，属于“打黑工”，雇主不必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反倒促成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找到了落脚之地。

虽然出国的手段不见得全部合法，但温州人本身确实具备着勇于开拓、坚持不懈的精神。北京中赫国安前锋张玉宁就是温州人。他的父亲在培养张玉宁成长时，思维就比较超前，用欧洲的饮食习惯督促他，而且曾经一度非常执着于让张玉宁在海外坚持下去。

除了温州之外，浙江丽水的青田县几乎一半的人口都旅居海外，其中不乏以非法身份偷渡者。他们在海外抱团，几乎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其中有人在欧洲经过多年打拼，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过上了当地人都艳羡的好生活。

除去中国人吃苦耐劳的性格、欧洲本身人力成本高的原因外，他们能够在海外积累财富，还和文化原因有关。

去过海外的朋友们都知道，凡是遇到节假日，欧洲许多的商店不会营业，或者会缩短营业时间。但在危机意识、竞争意识的中国人这里，节假日并不是问题。加上中国人如果在欧洲经商，出售的商品价格往往低于本地商品的价格。以上的因素，也使得这些海外华人受到了当地人的排挤，认为他们抢走了当地人的工作机会，这与中国大城市当中，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如出一辙。

非法移民与“蛇头”组织

另一方面，由于浙江、福建人去海外打拼的传统已经延续多年，许多福建人和浙江人本身在海外就有亲戚。这也使得他们出国投靠亲属时更加便利，促进了出国人数的增加。但由于许多浙江和福建籍人士出国的时候是以非法手段达成目的的，许多人在国外都没有获得合法身份，也导致这两地人想要出国总是会受到严格的检查，某些国家甚至会给他们拒签。

但是，血亲关系带来的不仅有出国的愿望，还有在国外打拼的动力：许多海外的浙江人、福建人，挣钱之后总会把钱转给家里，让留守家乡的亲人过得更好一些。他们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家庭，亲戚繁多。非法出国的华人，也一直等待着所在国政府的“大赦”来洗白身份，真正在当地落脚。如果没有获得合法身份，许多人甚至多年都不敢回到家乡去。

福建厦门的华侨博物院

一些福建人会在美国生孩子，这样孩子出生就自动获得了美国国籍；随后，他们会把孩子在学前年龄送回家乡。第一，是由于海外的父母无法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抚养孩子；第二，孩子回家也可以学习中文。小孩的祖父和祖母，会照顾这些孩子。一旦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再回美国与父母团聚，并接受美国的教育。

与浙江一样，来到美国的福建人，许多之前是农民。到美国以后，他们到餐馆打工，从事洗碗、做饭等杂活。在美国的福建人抱团生活，形成了相当于村庄规模的福建籍人群据点。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所有人都说老家的方言。他们甚至缺乏基本的英语能力，但在饭店、服装店里，却随处可见这样的人。

提起福建籍的海外华人，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郑翠萍，人称“萍姐”，是“蛇头”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所谓“蛇头”，就是经营非法移民活动的组织。郑翠萍上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纽约，专门从事组织华人偷渡美国的活动。当然，明面上，她在美国唐人街也有自己经营的商店。

郑翠萍

1993年，发生了“金色冒险号”案，一艘载有282名偷渡客(大多数是福建人)的船只在纽约附近海域搁浅，部分偷渡者试图游泳上岸，导致10人死亡。这艘“金色冒险号”，就是由郑翠萍组织的。郑翠萍也因此被美国通缉，2000年被捕，2003年引渡回到美国受审。据调查，郑翠萍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偷渡帝国，营业额上千万美元，甚至接应偷渡客时还动用过冲锋枪。

郑翠萍受审时，在她的家乡福建长乐市亭江镇盛美村，还有许多村名联名要求为她减刑，说萍姐是大恩人，活菩萨，全村1000多海外村民，九成以上都得到过萍姐的帮助，甚至村民们都愿意代替她服刑。郑翠萍后来被判了35年，2014年病逝。

另外，还有一个华人黑社会组织叫“福清帮”，在海外活动。福清就是福建省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台湾怕平潭，美国怕亭江，英国怕长乐，日本怕福清，全世界怕福建”。实际上，福清帮不仅仅在日本活动，在美国等国家都有组织，也会从事一些非法移民等活动从中牟利。以上这些，也是非法移民活动造成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