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里的足球：在人间地狱通过比赛奋起反抗

距离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已经过去了76年的时间。在这座与现实分割开的人间地狱里，足球曾是一种特殊的存在。集中营里的比赛很少能挽救生命，但它却为被囚禁的人们增加了生的信念。球场上也是受害者唯一能奋起反抗的地方。

在奥斯维辛这座人间地狱的中央是一座球场，它位于三号火葬场和瞭望塔之间。场地被砾石和木栅栏围了起来，边线是用细粉笔和石灰画的，球门则被漆成了白色，旁边还放着一个用来装党卫军勋章的盒子。他们会在周日进行比赛，这是在奥斯维辛唯一能回到现实生活的时候。“在集中营进球时的掌声就像在自由世界里一样，他们的声音让他们感觉到还活着。”当球场上出现欢乐时，现实却仍像燃烧的尸体一样散发出恶臭。当风刮得厉害的时候，简直无法让人忍受。

“我背对着斜坡站在球门前。球打在了汽车上，在铁丝网下滚动。我追着球跑，我把球从地面上拿起，看了看斜坡。一列火车刚到匝道，人们开始走出货箱，向树林走去。我拿着球回来，把它踢到了球门处。随后我不小心把球踢出了角球区，它滚进了草地，我又去捡球了。我把它从地上捡起，然后一动不动地站着：斜坡上是空的。在五彩缤纷的夏日里，人群中没能有一个人留下来。火车也驶离了。我拿着球回来，把球传到了角球区。仅仅是两个角落的间隔，就有三千人在我背后被毒气熏死。”博罗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

通过死亡之门

臭名昭著的纳粹标语“劳动带来自由”就悬挂在奥斯维辛的大门上，而它离球场要稍远一些。“我很高兴，球场在道路右边的草地上。我和孩子们相互说：这是我们下班后玩耍的地方。”犹太人出身的匈牙利人柯尔特什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当囚犯进入集中营时，草地可能会使他们感到些许平静。在战前为格但斯克莱希亚效力的加达伊和马佐维茨基认为：“既然能在这里踢足球，那就有可能活下去。”而事实上，几乎在每个集中营里，纳粹都会通过建球场来营造正常的气氛，这样就可以在国际红十字会参观时向他们展示了。当然，对于特权囚犯和看守来说，他们在周日下午就不会感到太过无聊。

而在球场旁边，奥斯威辛的医生“死亡天使”门格尔当时正在寻找高个子男孩来做“医学实验”。他在球门门柱之间设定了一个高度，无需弯腰就能经过这里的人，就会被直接送到旁边的三号火葬场。这是曾经的囚犯克莱曼在审判艾希曼时的证词。有一位叫山姆的囚犯成功穿过了“死亡之门”，有一种说法是他用石子做了增高垫，另一种说法则是他趁医生不注意自己走到了合格队列中。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球场是由囚犯来建造的，那些享有特权的监督员(囚犯头子)在这里消磨时光。其中囚犯编号8号的博姆是一个狂热球迷，作为这里的第一批囚犯，他是由德国人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博姆异常残忍和傲慢，他很好地控制了第一个监区的秩序。“他安排了9月到12月之间的比赛，七对七。他自己也踢过9月的球。那是场闹剧！为了让他进球，你必须一直漏他。守门员会让球直接从两腿之间穿过。”2014年去世的囚犯祖尔说道。比赛结束后，失利的一方会失去生命，博姆则会从胜利者中选人来代替那些死去的人。

戈尔茨坦执法了1962年世界杯的比赛

而有时候，足球也可以挽救人的生命。戈尔茨坦是一个波兰犹太人，他当时与全家一起走向毒气室。这就是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囚犯们在生命结束前看到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有人在踢球。他挽着妻子的胳膊，经过一个球场，那里有一群党卫军士兵在准备比赛。他们需要一个裁判，他们向人群中问是否有人懂足球。戈尔茨坦虽然对足球一无所知，但他还是第一个提出了申请。当他当裁判时，他的家人被毒气熏死了。战后他成为了一名职业足球裁判，甚至执法了1962年世界杯上意大利对智利的比赛。

“转会”到奥斯维辛的门将

投降并不总是能受到优待。二战期间，琼斯在非洲的威尔士第一营服役。被俘虏之后，他被转移到了意大利的一个战俘营呆了一年。在那里，一个警卫问囚犯中是否有工程师，在营地里早已饥饿不堪的琼斯自告奋勇地举手，以为那样他就能换取更多的食物。结果他坐上了一辆运牛的马车，直奔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英国战俘劳改营。“关于这个集中营，我印象里最多的就是尸体燃烧的气味。每天我们都害怕他们把我们关到毒气室里。”琼斯几年前在《每日邮报》上说道。

第二排左起第四位就是琼斯

一开始，琼斯不知道自己去的是哪里。为英国战俘准备的劳改营条件比在意大利差得多，但要比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其他地方更好一些。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经常探访战俘营，他们要确保囚犯从周一到周六每天工作时间不超12小时，并在周日得到休息。据琼斯回忆，他和朋友们会一起踢足球。他们成立了“奥斯维辛足球联赛”，红十字会得知后还为队员们提供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球衣，那样看上去显得很专业。琼斯是一位女裁缝的儿子，他在威尔士的紧身裤上绣上了队徽。“我们第一次到球场里去，看见了像死人一样的活人，那是在行走的骷髅，他们是犹太人。”

“足球让你不至于疯掉”，尽管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但足球为集中营变得稍微正常了点。那些有球可踢的人后来在“死亡行军”中有着更好的状态，这次徒步持续了17周，300名囚犯中有一半的人死在了路上。琼斯表示，战后许多年，关于奥斯维辛的噩梦都在折磨着他，但他的经历与其他囚犯相比要显的不值一提。2013年，他写了一本名为《奥斯维辛守门员》的书，他回忆起了每周日的比赛和每天都生活在地狱中的经历。

足球改变了集中营运动的定义

一群囚犯四肢暴露在阳光下，在监督员棍棒的敲打下在广场上做蛙跳。随后他们被命令双手交叉放在脖子后面，然后开始不停旋转。摔倒的人会受到拳脚相加。“伊万训练了我们一整天，发明了各种惩罚。他最喜欢让我们打滚。我们要上山，蹲下以后抓住脚踝，在他们的殴打下滚下去。”被囚禁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斯科拉琴斯基回忆道。这就是集中营所谓的“运动”，在出现足球之前，这里所有的活动项目都会对人体造成损伤。随着时间的推移，格罗斯-罗森出现了一个足球联赛，这在其他集中营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

从波兰移籍为德国效力的维利莫夫斯基

许多来自波兰顶级俱乐部：霍茹夫运动、克拉科夫维斯瓦、利沃夫前进、华沙波兰人、克拉科维亚和华沙维安卡等队的球员都被囚禁在了铁丝网的后面。当1939年联赛被迫停摆时，这些俱乐部正处于积分榜的前列。同时这里还有来自罗兹体育、华沙莱吉亚以及格但斯克莱希亚的球员。由于过度劳动、营养不良、长期缺乏运动，这些球员已经瘦得不成样子。囚犯们睡在并不舒适的通铺上，施刑者则在食堂喝得酩酊大醉。在集中营里，德国人从不缺少酒精与毒品，然而他们错过了只有体育能带来的竞争、冒险与激情。囚犯克鲁科夫斯基记得有个德国人，他是负责维持第12区秩序的囚犯头子，“他最大的爱好是足球，他可以谈好几个小时。他这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他记得近几年所有国际比赛的结果，还特别强调了维也纳俱乐部的成就。他知道所有欧洲顶级球员的名字。他强调，足球运动员一生都必须忠于一种颜色。因此，当战前的西里西亚球星维利莫夫斯基(波兰前国脚)代表德国国家队的新闻传到集中营时，他咒骂了他好几天。”

在集中营里，足球比其他运动项目更受欢迎。首先，每个人都知道规则，囚犯取胜的机会要比在拳击比赛中更大，因为只要进球就行了。球场长80米，宽30余米，就设在点名广场上。在集中营厨房旁边，囚犯们透过窗户或者爬到屋顶上观看比赛，就像身处看台一样。场地的另一边有十几把椅子，那是党卫军的看台。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球场是保存得最好的，这里至今都能长出新草。球场很硬，很粗糙，有囚犯在传记中多次提到，在这里摔倒的话很容易破皮。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因为德国人踢得很卖力。

集中营联赛的比赛结果

每个赛季大概有四到十支球队可以参加集中营的联赛。不幸的是，囚犯们对此的描述相当混乱，有时甚至出入很大。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约有100名球员，他们主要来自波兰、德国、捷克、匈牙利和俄罗斯。一开始他们是通过工种来组队的，后来球员们开始在球场上代表各自的国家。波兰人和德国人还分出了最强和稍弱的两支球队，然后按实力进行比拼。所有球队的人员流动都很大，原因很简单：格罗斯-罗森有12.5万囚犯，其中超过4万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在死亡面前为什么要踢足球？

集中营足球很有可能诞生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因为实际上在运作之初，那里就出现了足球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囚犯被转移到了其他集中营，他们把奥斯维辛的“风俗”带到了新的地方。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中，提议举行足球比赛的是战前被判死刑的德国囚犯，他们在战争爆发后被改判终身监禁，并被安排在集中营中担任监督员。“他们是最坏的，有很多杀手和变态。他们知道无论如何都离不开集中营，所以他们挑出了其他国籍的囚犯，并在那里做尽他们想做的事。”导游介绍说，同时也是这些人向党卫军提出了踢球的请求。

到了1943年，囚犯们在星期天不用工作了，他们可以写信或者接收以往被德国人偷走的包裹。集中营也换了指挥官，图曼得到了晋升，去了卢布林附近的迈丹尼克集中营，接替他的是恩斯特伯格。新的指挥官简直是再糟糕不过了，他积极参与体育运动，曾多次获得纳粹颁发的足球成就奖，他获准组织比赛，并亲自前来观看。“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踢足球，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在普遍的折磨和死亡面前，似乎是一种亵渎。”囚犯博琼并不赞成在这里举办比赛的想法。

比赛由包括德国监督员和几名波兰人在内的组委会来组织，其中就包括了波兰作家多林斯基和波兰国家队队长兹齐斯瓦夫-莱万多夫斯基。当新的囚犯到达时，德国人挑出了最好的一批球员，并提议说，和他们一起踢球就不用采石场，可以得到去厨房或木工房工作的机会，那样吃得会比别人好、有更多的力气、得到更好的鞋子，并挨更少的打。当然也可以不踢，不过那样就会被送去地狱。踢足球能增加生存的可能性，在集中营待了很长时间的囚犯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会自愿参加比赛。集中营墙上的“格罗斯-罗森体育回声报”会通报招募球员的消息，甚至还会更新德国球队的转会信息。当一个天才球员出现在达豪或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他会被调到格罗斯-罗森去打更高水平的比赛，以此来帮助他们打败波兰队。

波兹南瓦尔塔球星斯塔林斯基

许多战前的波兰球星都去往了不同的集中营。比如霍茹夫的诺瓦科夫斯基、克拉科夫的维科、波兹南瓦尔塔的斯塔林斯基、克拉科维亚的科尔巴斯、华沙莱吉亚的维萨科夫斯基等。

“踢足球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累，没有力气去踢。我们的朋友参加了集中营的劳动来帮助我们。他们被每个月会收到一个食品包裹，他们给了我们额外的食物。”科瓦列夫斯基说。据战前为RKS斯卡拉效力的布尔卡茨基回忆道：“我有一双真正的球鞋和一件球衣。但我被恐惧镇住了，因为我注意到球门旁边有一大堆几米长的东西。我马上猜到那是同事们在火葬场被烧死后留下的。”

集中营里的比赛：波兰vs德国

整个集中营都将目光集中在了波兰与德国这两支代表队之间的比赛上。它的准备工作整整持续了几个星期，因为很少有这种决定冠军头衔的比赛。在竞技层面之外，战俘们给它赋予了一个特殊的意义：如果在球场上能战胜德国人，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将赢得战争。集中营内关于这场比赛的投注也非常火爆。波兰球员们在兵营内为比赛做准备，德国人则聚在营地大门前的住所里。其余的囚犯已经聚在了厨房的窗边和屋顶上，那里就像是真正的球场看台一样。另一边，党卫军们在十几把椅子上坐好，营长位于正中间。

囚犯寄给家人的贺卡中可能提到了集中营里的比赛

“比赛当天，在早班的几个小时里，莱万多夫斯基在车床上轧制了一个非常成功、令人印象深刻的木制奖杯，随后他在厨房的同事为它贴上了薄装饰板。”斯科拉琴斯基后在《生存》一书中描述了赛前发生的事情。科瓦莱夫斯基对此解释说：“整个集中营都为之倾倒。体育不仅使我们球员精神振奋，而且使所有波兰人倍受鼓舞。因为他们看到同胞与集中营的匪徒战斗，那些对他们多次施令的人，现在他们要在球场上为那一切付出代价。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很振奋人心的，民族自豪感从胸脯迸发而出。”

阿诺德-莫斯托维奇认为：“对囚犯们来说，体育竞争的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正是这种东西让他们感受到了复仇的感觉，获得了虚幻的胜利。”另一名囚犯特伦巴尔奇克补充说，“一方面是11个花哨、无良的暴徒。另一方是11个皮包骨、瘦弱的囚犯。他们被踢、被打倒，他们站起来用球技来对抗他们的野蛮和粗鲁。”希利温斯基则这样描述：“这场充满激情的比赛，在裁判的监督下把观众引向一片白热化。对比赛或进球的反应就像过去克拉科维亚对维斯瓦的比赛(波兰最火爆的德比战)一样，助威声响彻天际。”

这场比赛是公平的。德国人更强壮，而波兰人在技术上更加优秀。他们在球场上移动得更加灵活，损失的体力更少。这场比赛中唯一的进球是波兰队长莱万多夫斯基打进的。他是球场上的10号，同时也是营里的第23452号囚犯。在撰写比赛报告时，希利温斯基更关注的是观众们的反应，而不是比赛本身。赛前军营里的管弦乐队还演奏了波兰国歌，可能比赛组织者希望这一举动可以多少提高囚犯们的士气。

图为1946年奥斯维辛的一支犹太人足球队

出人意料的是，波兰人在这场比赛中穿上了一套白红色的球衣。不过这与波兰国旗颜色无关，它纯属是一个巧合——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红色是政治犯的颜色，这代表了所有的波兰人。绿色代表真正的罪犯，所以这是那场比赛中德国人球衣的颜色。此外，被标记为粉色的是同性恋者，紫色是圣经学生，蓝色是移民，黄色是犹太人。而他们穿着的白色上衣是由裁缝的朋友缝制的。

据那场比赛其中一名球员莫斯托维奇回忆：“比赛结束后，我们和德国队一起去了澡堂。换衣服后，德国人邀请我们到食堂喝了一杯麦芽啤酒。奖励胜者是一项传统。但赛后几小时，党卫军提醒说，莱万多夫斯基只是一个普通的囚犯。波兰人可以在球场上获胜，但比赛一结束他们就成了点名单上的人。集中营里的运动不仅有足球，还有蛙跳和打滚。晚上的休息被党卫军有预谋的袭击无情地扰乱了。他们开始用棍棒殴打那里的囚犯，屠杀那些被吓到却无法逃脱的人。这是对波兰赢得比赛的报复，拷打我们的人甚至没有隐瞒它。”

输掉比赛，或冒险取胜

维多克在谈到这场球的时候说：“比赛始终伴随着恐怖与底线。进德国队的球有着致命的危险。球员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不要冒险，给德国人放水。或者踢出最好的比赛来复仇，不让球迷们失望。”

而在《黄星与红十字》一书中，阿诺德-莫斯托维奇还准确地描述了另一场不凡的比赛。匈牙利犹太人与来自Jelenia Góra的党卫军士兵交了手，而他们比赛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多得到一片面包和一碗稀有的汤。德国人知道他们在战前是伟大的职业球员，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会获胜，所以他们要确保比赛的消息不会传到集中营外。只有出不去铁丝网的囚犯们才会看到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的比赛，以及精疲力竭的犹太人和满意的党卫军。

两支球队跑到了球场上，囚犯身着条纹制服，党卫军士兵身穿白色上衣和绿色马裤。比赛是八对八。在短暂热身后，一名身穿党卫军制服的裁判跑出球场，然后一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两队队长握了手。德国人握了犹太人的手！接着两队的队员都笑了。战俘们的开局不错，但他们很快就失去了体力，党卫军在比赛中以一球领先，并保持到了中场。休息时，德国人躺在场地中央喝啤酒。犹太人则从厨房里得到一碗汤和一片面包。啤酒削弱了德国人的战斗力，以至于他们在中场休息后表现变差了，并丢了一球。裁判出手相救——在比赛最后几分钟，他判给党卫军一粒点球。观众的骂声掺杂着多种语言：波兰语、匈牙利语、俄语和德语。只有裁判在这场比赛中支持党卫军。

站在球门前的莫罗斯扑出了党卫军的点球，比赛最终以平局收场，他就此成为了英雄。几天后，这名犹太人门将正在装木头，监督员突然向瞭望塔喊道“莫罗斯要逃跑了”，上面的党卫军士兵毫不犹豫地连开数枪。这几声枪响，便是比赛结束前扑出点球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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