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欧超的文章，作者“托卡马克之冠...

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欧超的文章，作者“托卡马克之冠”，分享给大家。 美国的体育产业资本家不了解欧陆社会的基本国情，盲目深挖韭菜潜力，最后捅了主要受众群体的肺管子，然后原地翻车的业界灾难。 以欧超联赛两个副主席，美国人克伦克和美国人约翰亨利二世为代表的美国体育资本显然没有意识到，足球在欧洲是一个政治问题和宗教问题，不是单纯经济问题，在教堂里，你可以收供奉，但不能直接开银行，你可以卖圣餐，但不能开肉铺，分寸拿捏存乎一心，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线，那是神仙都救不回来。 欧洲的社会环境是极其特殊的，由于欧洲是世界上最早步入工业文明的地区，又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还是冷战对峙的最前线，历史上又经历了漫长的蒙昧时期，类宗教文化在欧洲具有极其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宗教式行为是欧洲社会本身的一部分。 但是近代以来的诸多历史变故和激烈的社会转型，让宗教和意识形态逐渐退出了对社会实践的常态化参与，于是欧洲某种程度上说是世界上社会意识最早进入后现代状态的地区，但是这种宗教需求又因为是社会基础的一部分而客观存在，于是，许多原本并非宗教和意识形态的东西便逐渐入场，取代了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生态位，担负起了本应由宗教和意识形态担负的社会职能，被寄托了大量的精神诉求。 这其中包括并不限于社会共同体构建，舆论议题建设，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的载体，甚至还有爱国主义。 一起看球赛和一起做礼拜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集体参与，集体构建和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就比如德国，在二战后的德国，除了足球赛，你还能在哪里公开抒发爱国热情呢？连《德意志高于一切》都只能唱第三段。 久而久之，欧洲足球赛事原有的运行结构本身就成为了这些社会诉求的客观载体，其价值和意义类似于欧洲历史上教会关于圣餐是该吃发面饼还是死面饼的争论一样，在外人看来无关紧要的细微差别，在他们眼里是事涉天下纲常的人伦大防。 而美国的体育产业资本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意识到了，但低估了这一点，他们粗暴入局，企图捣毁原有结构，按照资本收益最大化的逻辑构建一套全新的体系。 这相当于闯进圣餐会，把所有信徒的葡萄酒给倒了，换成可口可乐。 此时不圣战，更待何时？ 做账家遇到了经学家，一个脑子里只有钞票，另一个脑子里只有信仰，不沸反盈天才怪了。 这事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对于社会基础架构的变动必须慎之又慎，千万不能贪图短期经济利益就轻易对社会基石大动干戈，否则反噬会远比想象的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