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之前斐济足球发展之研究

本文正文约七千字，阅读时长约十分钟。

本文的初稿曾经在懂球帝发布，但是因为有一些对历史的错误分析以及一些核心问题没有讲到讲透，因此本次将文章做改动重新发布。本次文章感谢斐济国家男子足球选拔队主教练弗莱明·谢列兹涅夫先生和斐济足协归化部加拿大办公室负责人乔哈里先生，二位广受尊敬的足球人为我提供了很多详实的历史数据和历史史料。

进入二十一世纪，斐济足球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斐济足球运动员罗伊·克里希纳加盟印度顶级联赛球队莫亨巴甘进一步引发了全球对斐济足球的关注。作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斐济是较早步入职业化足球阶段的国家，殖民主义的扩张极大地推动了斐济足球的发展，而在斐印度人群体和斐济原住民群体也都对斐济足球的早期发展做出了莫大的贡献。研究斐济足球的早期发展，对于推动中国足球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

■1874年到1920年，斐济足球的发展

英国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而斐济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较早的接受了外来的足球文化的冲击。可考的斐济足球所进行的第一场比赛是1874年10月10日，斐济当地人和英国殖民者进行的比赛，这一年也正是斐济酋长卡克鲍宣布将斐济割让给英国人的年份。来到斐济的殖民者为斐济足球界定了规范，甚至是比赛的时间——每周末进行比赛。

在1900年之前，比起手中持有武器的殖民者，传教士对足球传播的作用更为明显。传教士借助殖民者的武力优势下沉到城镇甚至是乡村，传播了宗教信仰，同时也将自己的生活习惯带到了斐济基层。当时的传教士认为足球能够“强体”，避免当地人沾染一些污秽的习惯，也能将一些已经走上歧途的当地人解救出来。事实上，推动了现代足球发展的英国拉格比公学时任校长托马斯·阿诺德就是这样认为。他始终认为，有序的运动比赛能够让学生远离维多利亚时代的“邪恶铁三角”（Unholy Trinity of Victorian vices）——酗酒、赌博和手淫。

(斐济大酋长拉图·卡克鲍）

处于传教和“让学生皈依宗教精神”的目的，在劳托卡、苏瓦和纳迪等城市中心的天主教和卫理公会教会学校在二十世纪初期，就将足球正规化、课程化，加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部分传教士认为足球文化的传播也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能够增进斐济的西方化。这样的态度刺激了传教士群体更加积极的传播足球文化。

但是事实上，受困于殖民主义的超然优越感，在斐济殖民者进入斐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都在足球领域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即将斐济从事足球的人分割为殖民者联盟、原住民联盟和印度人联盟三个群体，这延宕了斐济足球国家层面推进的速度，导致了飞机足球发展的前四十年，大多数比赛都是本地化和临时性的，跨区域的比赛十分罕见，跨越种族的比赛更是难得一见。其中甚至出现了一些典型案例——苏瓦、雷瓦、莱乌卡和纳瓦地区1910年的“地区代表队”所有队员全部都是殖民者，因为印度人和原住民不被允许进入地区代表队，而绝非他们没有实力。但同样的是，这样的分割管理、分割发展政策也给了印度人群体更多的独立发展的空间。

事实上时至今日，印度人后裔群体已经在斐济足坛之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本文的后半部分关于斐济足坛三族一教格局形成的板块我们会提到，斐济穆斯林为了保证自己的独立性因此将自己隔离起来，避免遭遇印度人群体的冲击。

（Roy Krishna，斐济男足现任队长，日前效力班加罗尔（印度））

1879年，殖民政府首次从印度输入契约劳工，外来印度人群体对斐济足球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印度本土拥有较之斐济发达得多的体育发展情况，很多契约劳工抵达斐济时就拥有多种体育技能。又因为较之于游泳、板球等体育门类，足球显然是最简单、最廉价、最容易的一项运动，因此大多数印度契约劳工来到斐济之后都选择了足球作为自己的日常体育运动。根据统计，累计有60965人在契约劳工政策下被从印度带走，60553人被安全带到了斐济。

事实上，曾经中国人也可以受契约劳工政策的剧烈影响，但是因为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较晚，同时盎格鲁·撒克逊殖民体系之内仇华情绪高涨（参见德兰士瓦矿工反华浪潮），因此英国殖民者选择了较为“温顺”的印度人作为大规模契约劳工前往斐济的主力军。

（1905年 苏瓦殖民者选拔队）

大量的印度劳工没有回到印度，而是选择在斐济成家立业。截至1919年，大城市的很一部分伊-托卡托卡（由通婚而确立的血缘关系团体，松散而规模小）就由获得自由民身份的前契约劳工组成。大量的契约劳工在斐济生产后代，后代进入教会学校接受足球教育。这些在斐印度人迅速体现了自己在算数、识字和运动层面的优势。这一代在非印度人后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成长起来，他们呼吁殖民当局更加观照斐济人的基本人权，延长休息时间，增加体育活动。除此之外，殖民者的统治观念在这段时间进行了转变——他们不再认为契约劳工和原住民是一次性劳动力，而是认为应当“尽可能增强劳工的体质，让他们更好的为殖民政府服务和劳动”，因此一周一次的足球比赛被认为是划算的。这更加推动了殖民政府和殖民糖业炼油厂建设体育设施，给予斐济人进入体育场的机会。

事实上，斐济早期的足球体系类似于中国的“体工大队”体系，每一座城市依托殖民者建立的工厂形成一个足球社区，在工厂的家属以及工人之中选择球员，球队代表工厂，而工厂则代表城市，事实上仍然是英式工业足球的一部分，但是又和英国本土的足球发展起源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斐济俱乐部最标志性的就是劳托卡足球俱乐部（Lautoka F.A.），球队的名称直接翻译应当是“劳托卡足球协会”，而这支足球队最早就是作为殖民糖业集团劳托卡工厂制糖车间队而成立的，在1922年和劳托卡当地的原住民球会（名称已不可知，据调查，这是一个组织结构松散人员流动性强的基层足球组织）合并之后成为了今日的劳托卡的雏形。

■斐济校园足球倒逼成年足球的发展进程

斐济足球的发展，是和殖民主义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1920年，殖民糖业公司在劳托卡（Lautoka）、巴城（Ba）和拉基拉基（Rakiraki）建设了甘蔗压榨车间。在建设工厂之外，殖民者发现他们被迫建设公认的生活区和配套设施，来增加劳工劳动的效率。而工厂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就迫使英国殖民者不得不为社会制造配套设施。因此，由工厂兴起的城镇逐步有了雏形，学校一座座的拔地而起。

1924年，利卡尼杯（Ricarnie Cup）的建立是斐济足球迈出的重要一步——这届杯赛的参赛球队是苏瓦和莱乌卡的四家球队，地域隔离政策在事实上被打破。

除此之外，斐济足球还出现了不同于大多数国家的另一个现象，也就是校园足球倒逼成年足球发展。十九世纪末期，斐济的教会学校就开始传播足球运动，而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校园足球的兴盛直接冲击了马吉迪斯（Magitis，殖民者组织的每周末的成年足球比赛的统称）的热度。斐济的校园足球因为目标是强身健体、锻炼素质，因此体现出了更快的节奏、更强的对抗和更强烈的竞争，甚至于和斐济的橄榄球有一定的共性——足球教练和橄榄球教练都崇尚快速进攻，通过冲撞进行防守，强硬的身体对抗。这让校园足球更加受到斐济人喜爱，也倒逼成年足球进一步发展。

（1924年莱乌卡代表队，莱乌卡曾是斐济的旧都）

1927年，北方原住民联赛（洲际足球联赛，Inter-District Confederation的前身）开始比赛，所有球员在巴城和拉基拉基两个赛区进行比赛。来自纳摩利（Namoli）、瓦努莱乌、卡达乌等地的几家俱乐部参加比赛。比赛强度并不高，但重在部分球队为了成绩吸纳了印度球员和原住民球员进入球队，这打破了种族隔离的藩篱，例如在1941年到1949年连续九次夺冠的纳摩利——他们在1929年为了提高成绩引进了拉图·梅利·切罗（Ratu·Meli·Qoro），他职业生涯长期效力纳摩利足球俱乐部（Namoli Native Football Club），退役之后成为第一位斐济本土原住民职业足球裁判，他也是第一位进入斐济印度人足球协会出任常任理事的斐济原住民。

印度契约劳工的后代的成长极大的推进了斐济足球的发展。1927年12月，覆盖飞机所有高中的全国性质校园足球联赛以赛会制形式在劳托卡的阿尔伯特球场举办。斐济的第一届高中界别全国性足球赛事，只比久负盛名的日本全国高等学校足球锦标赛晚了十年。

（在这张图中，我们能够看到拉图·梅利·切罗）

对于斐济足球的发展我们需要明晰一点，事实上英国殖民当局是没有对足球的发展做出过多干涉，也是没有任何改变早期殖民者规定下的隔离治理、隔离发展的方案的想法的。在斐济足球的发展层面，英国殖民当局仍然是作为一个“离岸操盘手”的角色存在：当印度人群体足球水平上涨到可以将殖民者以及其他群体通吃，殖民当局就会立即启动强化隔离治理（1941年的独立地区联合杯，殖民官员要求彻底取缔各个人群混合组队）。而到了多个人群差距较小的时候，殖民当局则会放宽相关的限制，来推动斐济足球水平上涨（1944年，限制被放宽）。英国殖民当局这种策略，实际导致了斐济现在三族一教彻底隔离的情况存在。

■印度裔斐济人对斐济足球的强烈推动

1928年，第一个拥有奖杯、奖金、赛事宪章的成型成年足球联赛——斐济印度人改革联赛（Fiji Indian Reform League）正式成立。这一次比赛的诞生是斐济印度裔足球从业者、掌权者和平民的共同胜利——《英语和印度语》杂志的主编I.H.比特勒博士（Beattles）对比赛进行了资助。而在联赛正式开赛之前，在1928年1月22日，斐济印度人改革联赛赛事委员会第一届年度大会在斐济帝国画院召开，并选举出第一届赛事委员会成员。斐济印度人改革联赛赛事委员会则是斐济印度人足协的前身。

该比赛的创始球队分别是托拉克服务俱乐部（Toorak Service Club）、蒂尔库沙精英足球俱乐部（Dilkusha Excelsior Football Club）、雷瓦俱乐部（Rewa Football Club）和玛利斯特兄弟队（Marist Brothers Team）。其中，雷瓦俱乐部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在斐济顶级联赛。成立超过一百年的雷瓦俱乐部是印度裔斐济人推动斐济足球发展的重大见证。

这段时期足球文化在斐济的传播主要还是通过基于家族、部落或者是聚居人群——如印度人聚居点，的关系进行小范围的传播。而从全球高度来看，1930年世界杯是重要的节点，在此之后斐济人对于足球的认知有一个小规模的跃迁。当然，这个跃迁范围真的很小——相对而言，比起其它国家的足球成就，斐济人更加注重本国足球的表现。也正因此，斐济球迷网络的逐渐成形，是从斐济印度人改革联赛开放球迷进入球场开始的。

随着足球的发展，也造就了一些地域间的足球层面的矛盾。根据英国学者乔纳森·威尔逊的说法，这些纷争被称之为德比(Derby)。随着斐济北部地区的足球事业发展从西加托卡（Sigatoka）到拉基拉基（Rakiraki）都迅速的发展起来，巴城（Ba）和劳托卡（Lautoka）紧随其后。他们紧盯着南部地区的足球发展，并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把南北差距追赶到了可控范围以内，随即北方足球人就提出了建立全国性足协的方案。

在这之间，雷瓦和苏瓦之间的足球层面的地域对立十分典型。雷瓦和苏瓦之间的对立可以上溯到1922年。苏瓦是斐济的首都和最大城市（1877年，斐济首都从莱乌卡迁都苏瓦），在苏瓦瑙索里拥有大量农业资本家，他们对于印度裔斐济人和原住民为主的雷瓦抱有敌视心理。在足球层面，雷瓦和苏瓦俱乐部分别寄托了不同阶层的情感，这导致他们的矛盾越发加深。

时至今日，苏瓦和雷瓦仍然拥有不同的足球文化主体和球迷主体。现在的苏瓦球队主体为印度裔贵族，球队以“财大气粗”形象示人，球队在选择球员、选择教练方面也严格恪守需要选择印度血统的潜规则，包括球队赞助方公羊清洁也是一家印度裔人士建立的公司。而雷瓦在文化层面则包容的多，球队高层多届均包含原住民、印度裔和殖民者后代，球队主要球迷群体为低收入人群，球队主帅为原住民后代代表人物马力卡·罗杜（Marika Rodu）。显然的，接近百年过去，两队之间的矛盾只是暂时没有彻底浮出水面，而不是真正的消解。

1931年初，殖民政府指控印度教改革运动领导人毗湿奴·迪奥（Vishnu·Deo）在斐济萨马查尔（Fiji Samachar）上发表的文章触犯了法律，而他的政治生涯也因为被控罪而停滞不前。这导致了印度裔斐济足球从业者内部矛盾迅速被激化。同时，一批足球从业者提出应当延续殖民政府进行的足球层面的种族隔离，而另一批足球从业者，以A.S.法尔布拉泽（A.S.Farebrother）和德瓦卡·辛格（Dwarka·Singh）为首则认为应当把斐济印度人改革联赛赛事委员会改组为斐济印度人足协，建立一个更稳定、更包容代表在斐印度人的国家足球协会。

就辛格和法尔布罗泽看来，斐济印度人重组联赛并不是斐济印度人在足球层面的代表机构，他们与殖民当局和社会的关系使得他们为在斐印度人代表的事情上遭遇了很多掣肘。因此，为了能够更加稳定的代表热爱足球的在斐印度人，法尔布罗泽和辛格决定推动建立一个代表在斐印度人的，包容性的国家足球协会。

考虑到现有的派系倾轧和政治不和，斐济印度人足球协会的两位创始人辛格和法尔布罗泽充分将自己在在斐印度人重组联赛获得的工作经验应用于斐济印度人足球协会的建立过程——他们依靠上述经验，成功建立了一套包括经费使用以及调停派系斗争的协会初代章程。

尽管在斐济足球发展的历程上，有像是辛格和法尔布罗泽这样希望建立足球层面国家机构的远见者，但是在一些足球蓬勃发展的地方——例如塔乌阿，足球运动随着当地联赛的开展兴起的时候，仍然被分为了欧西人、原住民和印度人三个比赛界别，种族隔离在足球层面事实出现。1937年，在殖民者的组织下，首个不进行种族隔离的本土足球联赛联盟成立——是E..G.狄奥多（E.G.Theodore）所建立的戈德弗雷德足球协会（Godfred Football Association）。这家足球协会基于一家金矿所建立，而E.G.狄奥多是这家金矿的老板。

■三族一教格局的形成和斐济穆斯林历史

现代斐济的格局为“三族一教”，三族分别为殖民者后代、印度裔和原住民，一教为穆斯林。三族前文已经讲得比较透彻了，接下来来讲斐济穆斯林的发展。

斐济穆斯林至今已经有超过百年历史，最初的起源仍然要说到英国执行的契约劳工政策。在契约劳工政策之中，根据太平洋伊斯兰中心的统计，在1879年到1916年之中的60536名斐济契约劳工里，有14.3%的人都是穆斯林，绝大多数为逊尼派穆斯林。而根据殖民当局的统计，第一艘契约劳工船的穆斯林比例异常之高，达到了惊人的22%。

穆斯林的最初来源中，我们统计了来到斐济的前9098位穆斯林，其中6557人来自加尔各答，1091人来自金奈（原史料记载为马德拉斯，这是金奈的历史名称），还有1450或1459人来自旁遮普省和俾路支斯坦。而在这些人之中，接近87%的人年龄在11岁和30岁之间。

（一份老契约，凑合看吧）

斐济穆斯林和斐济印度人一起接受了为期五年的合同，五年的契约劳工时代剥夺了他们的一切人权。根据相关研究，来到斐济的穆斯林女性每三人中就有二人遭遇性虐待和非法性行为。但是也正是这些穆斯林女性将穆斯林传统带给了他们的后代，并且促使穆斯林种群从印度裔种群之中切割出来，最终完成隔离发展。

从1884年开始，很多完成了斐济一期契约的契约穆斯林在斐济各个城镇建设起了自己的穆斯林社区。因为穆斯林始终是极少数，因此从一开始穆斯林社区就极端封闭排外。他们建设齐了一套自己的社会运行秩序，拥有自己的配套设施（如商贸小店等），向上只服从于殖民者当局。

自由移民者Mulla Mirza Khan被称之为斐济穆斯林之父，因为他来到斐济之后帮助斐济各个地域的穆斯林完成了串联和沟通工作，同时他也是斐济穆斯林足球之父。穆拉·米尔扎汗是一位来自阿富汗的有产者，1889年，22岁的他从加尔各答来到南澳大利亚，而他带来的一匹骆驼为他完成了在新大陆的资本储备。1890年，他在珀斯开了一家书店，而在1895年他的书店就已经开到了澳大利亚的很多地域。他多次往返于南亚和印度，依托他的家族权威（他们家族在加尔各答深耕四百余年，他已经是第三代大资本家）他能保证他的贸易不受侵害。而他在澳大利亚的所见所闻也导致他来到斐济穆斯林社区的时候地位接近于“天神”，他总是不自觉地讲一些东西传达给自己的穆斯林兄弟，其中就包括足球。

（1935年の斐济女性）

1926年10月31日，代表斐济穆斯林利益的图拉科詹姆清真寺会议正式进行，其中代表雷瓦的Moulvi Rasul Buksh和代表苏瓦的Nure Abdul Khan在参加会议之前都已经成为了当地足球队的一员——其中，Nure Abdul Khan是隐瞒了自己的宗教身份参加了苏瓦足球队，后来他被逐出苏瓦足球队。

1931年7月，斐济穆斯林体育协会的前身斐济穆斯林体育小组正式建立，创始人就是Moulvi Rasul Buksh为首的斐济穆斯林联盟体育兴趣者。这个组织的成立初始只是为了保障穆斯林群体的足球比赛权，原因是受制于殖民者当局的隔离政策，其他族群的足球赛事很难允许穆斯林进入，而穆斯林族群对于运动的兴趣不亚于印度裔。在穆斯林体育协会发展的早期，斐济穆斯林的足球比赛被分为一队、二队、三队和四队，球员流动，球队的管理人员也不固定，只是为了满足穆斯林踢球的需求。随着苏瓦穆斯林小学（也就是伊斯兰女子学校，1926年建立）打破性别壁垒，苏瓦穆斯林小学教职工联合队成为了第一支成型的穆斯林球队。

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纳德罗佳足球俱乐部（Nadroga Football Association）的成立，这家俱乐部早期就是一家全穆斯林俱乐部，时至今日他们仍然活跃在斐济顶级足球联赛。

（在？整点Nadroga队徽）

1944年，第一节穆斯林足球跨地区联合锦标赛成功举办，比赛在辛加托卡（Sigatoka）进行，比赛共有8个球队参与，没有球队夺冠的报告。但是在这届比赛成功进行之后，斐济穆斯林体育小组正式在来自托拉克的Nur Ali和Sher Mohammed Khan的领导之下改组成为斐济穆斯林体育协会，斐济穆斯林足球跨地区联合锦标赛也成为了日后宗教杯和穆斯林联赛的雏形。

结语：

斐济足球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外来殖民对斐济足球发展的作用。毫无疑问，殖民资本对斐济足球的裹挟导致斐济足球充满了殖民色彩。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较之殖民者的上层意志，当地原住民的积极参与和印度裔斐济人的积极推动才是使得斐济足球快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开放性的校园足球和包容性的全民足球的发展才是斐济足球在1938年就建立全国性足球协会的关键。

参考文献：

[J]Mental Health, Crime, Sport, Community, and Island Life: The Post‑Retirement Struggles of a Fiji Soccer Hero_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eisure (2021) 4:375–396

[J]吕桂霞 斐济的“去英国化”及其深层原因 史学月刊 2017(08)

[J]吕桂霞 斐济的民族主义与种族冲突———1987 年斐济军事政变的起因分析 太平洋学报 2014(11）

[J]吕桂霞 斐济的印度移民: 历史演变及影响 世界民族 2021(05）

[M] (美)J.W.库尔特著，吴江霖，陈一百译，《斐济现代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

[J]雷芳 种族问题与斐济政治现代化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年4月

[M] The history if Fiji football association Dr Mohit Prasad,2013

[N] "Living in the Dark Age - Fiji Times Online". Fijitimes.com. 2008-12-22.

[M] 吕桂霞编著，《列国志-斐济》

[J]Fiji soccer history 1980–1989: A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Kieran James & Yogesh Nadan，Cogent Arts & Humanities 2019（06）

[M](英)加文·莫蒂默著，李治译，《足球的历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

还有好多英文文献认真列能列好几页，在懂球帝我不写全大概不算学术不端吧，纯粹是懒得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