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中国足球，“村超”只是基础

贵州的“村超”最近火出了圈，不仅是足球爱好者，可以说全国人民都在关注这项赛事，有不少平时不怎么关注足球的朋友们，通过自媒体平台的狂轰乱炸也感受到了贵州人民的幸福。

因此有人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中超没救了，我看村超他们都踢不过！”

“国脚挣那么多钱，有村超踢得好吗？”

“让村超替代中超，让村民替代国脚。”

在我看来，这就是典型的分不清职业足球与业余足球的差距。借助“村超”话题讽刺国足的，要么是缺乏对足球的基础认识，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故意带节奏。

“村超”比赛再激烈、再精彩它也是个业余赛事，其全名为“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联赛”，是以村为单位、由20支当地群众球队组队参赛的赛事，在5月中旬到7月下旬进行比赛，与其他地区业余联赛不同的是，“村超”的流量很大，现场观战最高可以到五万，各类自媒体的推波助澜就更不用说了。

破圈归破圈，但看的人再多这也是一项业余足球赛事，“村超”水平再高球员也是业余水平，中超球员水平再低那也是职业水平。这根本不是一个级别，如果真的让两项比赛拉开架势踢一场，那大概可以看作，身披重甲的王朝正规骑兵冲击没有盔甲保护的农民起义军，除非数量相差太大，要不然结果只能是单方面屠杀。

所以，中国足球想要短时间内出成绩，“村超”再火爆都没有用。这项赛事真正的意义并不在于竞技层面，而在于它优化、改变了中国足球的底层土壤。

由于中国足球也出自举国体制，他的本质目的也是追求竞技成绩，职业联赛开展之前其实也与其他项目一样，靠着一群“体育特种兵”在为国争光，到了职业联赛开启后中国足球，一直在缓慢贴近以市场为主导的欧洲职业足球的玩法，但在这个过程中水平没有迅速提高，反而因为大量资金的涌入让从业者、管理者染上了赌球、假球、黑哨、贪腐等诸多恶习，甚至也没有完全摆脱行政化的痕迹，导致中国足球成了现在“四不像”的状态。

蹉跎三十年，中国职业足球系统追求成绩而不得，还忽视了足球生态的打造与足球文化的建设，更要命的是中国足球长期忽视“足球土壤”的营造，没有带动球迷参与足球运动，只是单纯吐槽中国足球人口的稀少，而这些恰恰是“村超”这类业余足球赛事的价值。

“村超”破圈也好，“村BA”爆火也罢，这正是足球、篮球这些团队体育项目根植于社会、聚落文化认同的本土化表现形式，这些借助自媒体火起来的民间赛事，其实都有着几十年的文化积淀，该地区群众早将这些运动视作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不需要任何政策、资本的驱动就能只发开展，而这些从“泥土中长出来的赛事”也成为了当地的一种社交符号、文化认同，将不同村落既区别又统一起来。

这其实跟欧洲足球植根于工业化、城市化认同是相同的逻辑。而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原本也有这样的基础，在九十年代职业联赛刚开始运行的那几年，各个城市都有着独特的足球文化，球迷们也都对自己的球队有着难以想象的支持度、向心力。

在我看来，中国的城镇化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大企业而形成的，我生活在一座比较老的工业城市，英国资本在清末就在我们这里开煤矿了，甚至专门在这我们这里修建了运煤铁路，到了新中国成立围绕煤炭衍生出现代工业，很多工人来自全省各地。

我祖父是解放后外地来的工人，我外祖父是解放战争后退伍留到这里军人。因此我从小接触的人，很多人老家都不是这里的，我们这些人大多以工厂居民区为身份认同，曾经可以用某某家属院对阵某某家属院的形式组织比赛。

只是这种身份认同随着各大企业的改制、解体逐渐消失了，我们生活聚落也因为城市爆炸式发展而被打散了。我感觉这就是中国城镇化没有形成欧洲国家足球文化的原因，我们发展太快了，企业更新换代快、城市更新快，不足以让一群“外来者”形成相互认同的聚落。

这或许是中国足球发展不利的一个底层逻辑吧，而“村超”的异军突起可能是给了我们指出了一条夯实足球运动群众基础的路，经历过金元足球时代的我们，或许可以开始在这些民间赛事中去参与、享受足球，进而重构属于我们的足球文化。

但是只有“村超”是不够的，一个国家要足球强大应该有一套自下而上、行之有效的足球体系，它应该在广大业余联赛的基础上，建立起包括但不限于参与度极广的校园足球、运行良好的青少年联赛、高质量的职业联赛（中超、中甲和中乙），这个生态的核心是扩大球迷人口，提升足球的参与度，这样才能在更广大的人群范围内筛选“足球人口”，这样才能解决竞技层面的问题。

梅西带队来华，工人体育场火爆异常，球市收入超过了1个亿人民币；全面回归主客场的中超联赛很多城市也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平，更不用提“村超”表象之下逐步火热的各地业余联赛，这说明中国足球是有商业价值，只希望咱们不要不再动机不纯，不要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

“村超”火爆只是中国足球振兴的第一步，而此后的路真的是“路漫漫兮修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