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坎坷，中国职业足球30年的“管办分离”之路
不懂球的麦克雷
2025年1月9日，中国足协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足协主席宋凯在会议上作《2024中国足协工作报告》，对2024年中国足协的工作进行了总结。
报告最后，宋凯将2025年定义为“中国足球加快‘搭建框架、夯实基础’的关键一年”，同时提出了2025年中国足协的11项主要任务，其中加快推进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更是备受关注。
宋凯指出：2025年，要按照《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厘清中国足协和中足联职责清单，将联赛组织、管理和运营职能全权授予中足联，努力按照时间结点在1月底成立中足联。
从1994年至今，中国足球职业化已经经历了30年的发展，现在似乎真的要“管办分离”了。
在这30年的时间，中国足球“管办分离”都经历了什么？
（一）
中国足球关于“管办分离”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9年，当时中国足协就曾提出实体化的改革方案。
简单说，就是中国足协拥有主体性，其管理的下属足协和足球队，对足协的决议和政策，拥有充分的参与权、选举权、评价权等基本权利。
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预示着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开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四条重要措施。
1.中国足协加快实体化进程，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2.地方足协逐步实体化，对各地区足球运动实施统一领导和管理；
3.推动职业、半职业和业余足球俱乐部的建立；
4.为促进俱乐部体制的形成和不断完善，要增设俱乐部赛制。
这就是中国足球“管办分离”的雏形，但直到2003赛季甲A时代结束，这些相关的改革措施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有些改革都没有付诸于实践。
“管办分离”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已经到了2004年。
虽然甲A联赛改制为了中超联赛，但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还是“管办不分”，属于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中国足协很少从投资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行政干预过多，导致了投资人与足协之间矛盾频发，职业足球俱乐部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二）
2004年10月2日，沈阳金德主场对北京现代，主裁判周伟新第79分钟的点球判罚，引发北京现代的强烈不满，北京现代罢赛抗议。
比赛在中断12分28秒之后，周伟新宣布比赛结束，这次“罢赛事件”导致了中国足球历史上一件大事的发生。
北京现代罢赛的第二天，大连实德老总徐明就向北京打了两通电话，一通打给了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一通打给了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名誉董事长罗宁。
10月4日，北京国安召开新闻发布会，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愤怒的抨击了裁判的持法不公。
“境外赌博集团为中超开盘和国内地下势力的操作，球员、裁判、俱乐部工作人员甚至官员参与赌球，已经使得联赛已经完全没有公正性。”
10月14日，中国足协对北京国安做出罚款人民币30万元、判当场比赛北京现代队0比3负、扣除3分的处罚决定。
北京国安连夜召开座谈会，徐明亲自前往会场，表达对北京国安的支持。
北京国安对处罚提出了申诉，并表示如果足协不撤销处罚，北京国安将退出中超联赛。
有记者现场问徐明：“假如北京国安退出联赛，大连实德是否会帮忙安排国安球员？”
徐明回答：“如果国安退出，请在座的朋友帮忙，也联系安排一下大连的球员。”
随后，在大连实德老总徐明的牵头下，北京国安、上海中远、青岛颐中、深圳健力宝、四川冠城、大连实德与辽宁队组成了“G7联盟”，联合向中国足球协会提出“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要求，要求组建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史称“G7革命”。
10月24日，大连实德主场对阵沈阳金德，因为对裁判的判罚不认可，大连实德宣布罢赛，这场比赛也被看做是“G7联盟”的又一次逼宫，也将“G7革命”推向高潮。
面对G7联盟的挑衅，中国足协掌门人的阎世铎无计可施，南勇提议足协联手地方体育局报批总局，用强硬的手腕打压G7联盟。
10月26日，中国足协与投资人会议召开，在北京市、上海市等多个省市体育局局长的支持下，中国足协直接将此次事件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始料不及的G7联盟一触即溃。
中国足协连续出手，先是对大连实德罚款人民币30万元，判大连实德队0比3告负，同时扣除积分6分。
随后足协又下发了《搞好中超联赛，重罚罢赛俱乐部》的通知，明确表示“谁再罢赛，谁肯定降级”。
“G7联盟”这次轰轰烈烈的“足球革命”最终在中国足协的高压政策下土崩瓦解。
之后，“G7联盟”也曾试图进行“第二次革命”，但终究未能造成重大影响。
当然，“G7革命”也不是完全没有影响。
2005年1月，中超公司宣布成立，中超公司的成立就是建立在徐明提出的“中足联公司”基础上，注册资本200万元，中国足协作为大股东持有36%股权，其余联赛俱乐部各持4%股权。
2005年2月，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阎世铎宣布卸任，调任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任局长、党委副书记，免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职务。
虽然足协依旧掌握大权，但中超公司的成立也算是一次进步。
（三）
2010足坛扫黑，韦迪接替南勇，出任足管中心主任，成为中国足球的新掌舵人。
在任三年，韦迪曾代表中国足协在电视上向全国球迷道歉，也提出了许多改革设想，“国奥打中甲”、“七外援政策”、“集体留洋计划”等等。
如果非要评价的话，只能说韦迪确实想振兴中国足球，但他想法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都不高。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012年3月，韦迪高调宣布实施管办分离，出台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改革方案（试行）》。
但这次改革方案仅仅涉及中国足协的内部机构调整，并未触及到管办分离的本质，也没有实质性的推动，最终无疾而终。
只能算是韦迪为中国足球的“管办分离”做了一点铺垫。
到了2014年，中国足协“管办分离”才迈出了第一步。
2014年初足代会上，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宣读了一份工作报告，其中提到“中国足球将深化管办分离改革。”
同样在这次足代会上，新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也提出，管办分离是足球改革的大趋势。
2014年12月，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局长马成全对外宣布，原本由执行局管理的中超联赛、中超预备队联赛以及中超精英梯队联赛，从2015赛季开始由中超公司接管。
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这次的改革方案不是由中国足协提出和推动的，但绝对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一次里程碑。
《总体方案》印发后，国务院于3月23日批准建立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国家17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统筹推进《总体方案》实施，协调解决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
8月，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制定颁发了《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要求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明晰中国足协的社团法人性质，同时对中国足协的人事权、财产权、外事权也做出了相关规定和建议。
2017年1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这意味着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正式脱钩，成为独立社团法人。
随后中国足协进行了一系列改组推进工作，管办分离开始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四）
“管办分离”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的成立。
关于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的成立，早在2016年2月就提出来了。
时任中国足球协会主席蔡振华在《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印发一周年座谈会上表示，2016年年底，就将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职业联赛管理机构“中国职业足球联盟”。
但因为中国足协与俱乐部之间，在章程、管理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分歧，在一些“原则性”的条款上互不相让，直到2019年，中国职业足球联盟这个名词才又一次出现。
2019年10月16日上午，中国足协就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筹备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任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介绍了中国足球职业联盟成立的相关情况。
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将于11月底完成审批、年底挂牌成立，足协将放权将中超交给职业联盟管理，只在重大事件上拥有一票否决，不再参与职业联盟的日常管理。
同时，中国足协还将从中超公司退股，让职业联盟在人事、财务等方面享有高度自治。
不过，中国足协名义上确实不再直接介入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管理和运营，但中国足球职业联盟也没有如期上线，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为“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筹备组”的神秘机构。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神秘机构呢？因为这个机构算是相当神秘了。
这个机构是何时成立的？又是从何时开始工作的？不管是中国足协官网，还是中国足协职业联赛官网，都没有关于这个机构的介绍。
从网上搜索关键词，我简单的拼凑起了“中足联筹备组”的一个历史轨迹。
2019年8月22日中国足协换届之后，经与中超俱乐部协商，中国足协牵头成立了“职业联盟筹备工作组”。
工作组组长为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投资人张力，其他成员包括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副董事长黄盛华、河南建业俱乐部董事杨楠、大连一方俱乐部董事长张霖和山东鲁能俱乐部总经理孙华。
2019年年底，因注册独立社团法人组织的手续较为复杂，职业联盟的成立时间由2019年底推迟到2020年春节之后。
中足联筹备组在2020年元旦后开始参与职业联赛的筹备工作，参与了对当年中超联赛各承办城市的考察工作。
2020年4月13日，广州富力投资人张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职业联盟筹备工作目前已处于停滞状态，投资人还在等待相关部门的近一步意见。
张力表示：是有人不愿放权导致筹备工作举步维艰。
2021年1月，中足联筹备组开始接手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相关工作，主导了中国三级职业联赛的赛区筛选、赛程安排和各项商务运作，并成立了单独的裁判部门。
也就是说，从2021年开始，中足联筹备组全面接手了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运营和管理。
2021年7月5日，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负责人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正式公布了中足联筹备组的成员名单，前亚洲杯中国组委会秘书长史强任组长，前江苏俱乐部总经理刘军任副组长。
经过参会全体投票，李明（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吴晓晖（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李君（河北足球俱乐部）、代纪玲（河南嵩山龙门足球俱乐部）、黄盛华（广州城足球俱乐部）、付强（昆山足球俱乐部）、姚夏（成都蓉城足球俱乐部）、吴海乐（南京城市足球俱乐部）、贾蕾仕（广西平果哈嘹足球俱乐部）、王超（陕西俑士超越足球俱乐部）当选中足联筹备组俱乐部代表。
此后，关于中国足球职业联盟何时成立，就很少有人再提及。
2023年，随着刘奕、陈戌源、杜兆才等中国足协高层官员被调查，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的成立更是遥遥无期。
2023年3月29日，在中国足协2023赛季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媒体沟通会上，中足联筹备组副组长、中超公司董事长刘军透露：“备受各界关注的职业联盟的正式成立准备工作仍在积极推进，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8月29日，足球记者赵宇爆料，中足联筹备组副组长，中超公司董事长刘军被带走调查，足协内部已通报。
中超公司自2006年成立以来，总共6任董事长，均已涉案。
2024年是中国足球“善后”的一年，不管顺利不顺利、球迷们满意不满意，中国足球之前一些饱受争议和停滞不前的工作还是得到了推进，其中自然包括“管办分离”。
2024年6月29日，足球媒体人李璇称，原中足联筹备组组长史强已经正式调离中国足协，至此，此前中足联筹备组三位重要管理者，除刘军接受调查，郭炳颜和史强已经都被调离。
根据媒体报道，原天津市体育局局长李克敏在国庆假期结束后前往中足联筹备组，参与全新职业联赛管理机构的筹备工作。
12月19日，在“三级职业联赛工作会议”上，李克敏第一次以中足联筹备组负责人的身份和足协领导一同出席，会议明确中足联即将成立。
2025年1月9日，中国足协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足协主席宋凯再次强调，努力按照时间结点在1月底成立中足联。
（五）
这就是中国足球“管办分离”的历史轨迹和现状，中国球迷翘首期盼30年的“管办分离”终于要到来了。
中国足球职业化会迎来春天吗？
为了实现“管办分离”，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已经“斗争”了30年。
简单来说，“管办分离”的目的就是职业联赛“去行政化”，将权利让渡给中足联，让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有更多的自主权，更好的开发和提升中国足球的商业价值，使中国职业足球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足球职业联赛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基础，是中国足球产业链的源头，只有职业联赛好，国家队才会好，相关的足球产业才会好。
中国职业足球的“管办分离”到底会给中国足球带来何种变化我们谁都说不好，但“管办分离”是中国职业足球的必经之路。
希望中国足球的明天会更好。
———————————————————————————————————————
我是麦克雷，关注我，带你了解更多的足球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