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华的巴黎足球背后，有一颗红星在闪耀

提到巴黎城最著名的俱乐部，您一定会记得那家动辄亿购的豪门巴黎圣日耳曼；但提到巴黎历史最悠久的俱乐部——红星，您也许就不知道了。《footballpink》的这篇文章以地理上的位置和时代的变迁为两条线索，介绍了这家俱乐部的独特之处。在这个金元足球的时代，正在复兴的红星俱乐部(目前在法丙)在巴黎的历史使命或许仍将会继续被放大。

巴黎的两极：一半落寞，一半浮华

(图)红星俱乐部成立于1897年，是法国历史第二悠久的足球俱乐部

在法国巴黎北部边缘的小型社区圣旺(Saint Ouen，这里大部分都是住宅区)，有一条鲍尔博士大街(Rue du Dr. Bauer)。在这条不显眼的大街上坐落着五层高的公寓大楼以及零散可见的商铺。街边停着的汽车紧凑地排成了一排，当地人在马路上走动的步速并不快，他们要么是去工作，要么就是去赶赴咖啡馆的约会。而路边的百叶窗上，那些被艺术涂鸦的图案显示出巴黎浓浓的艺术气息。无论从规模还是重要性来说，巴黎球场( Stade de Paris )或者一般称为鲍尔球场(Stade Bauer)并没有在这个环境中占据什么重要的位置。在这座球场简陋的看台上方，有锡制的顶棚以阻挡泛光灯的强光从里面照射出来。如果在路过时你没有留意，你可能会忽略了这家有着伟大历史的足球俱乐部的存在。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外地人来说，这个地区最具吸引力的无疑是巴黎著名的跳蚤市场，那就坐落在几个街区之外。

这里当然不是法国首都最环境宜人的街区之一。这片城区破旧不堪，很少有什么时髦的东西，这与王子公园球场周围区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里是足坛最大的暴发户——巴黎圣日耳曼的大本营，那里有宽阔的林荫大道，豪华的公寓和骄傲显眼的企业品牌标识。但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并不是巴黎圣日耳曼，而是在那个不起眼的居民社区里(至少目前仍是这样)，静静坐落着的红星足球俱乐部。120多年前，这家俱乐部在巴黎第七行政区的一家小咖啡馆成立。他的创立者儒勒斯-雷米特当时只有24岁，他后来成为了国际足联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主席。我们所熟知的最原始的世界杯奖杯——雷米特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图)相对于落寞的红星俱乐部，红星俱乐部的创始人雷米特(左)实在是太过于耀眼

沿着环城大道走，巴黎的这两家俱乐部之间可能只有12公里。但是在足球和金融方面，这段距离可以用光年的比喻来衡量。

自1970年成立以来，巴黎圣日耳曼一直都有一种自命不凡的气势。在那段相对短暂的历史中，他们偶尔会扬言要发挥他们的(竞技)潜力，而不仅仅是作为巴黎顶级体育设施的傲慢拥有者。然而，直到2012年卡塔尔体育投资公司的金元沿着塞纳河顺流而行建立起一座足球帝国时，此前他们的宣言才被证明不是自欺欺人。从那以后，他们要像皇家马德里和曼联一样，通过拼命的努力使自己跻身于足坛的最高层。最终，他们做到了这一切。内马尔夏天在转会市场上掀起了轩然大坡(相似的长期大投资是来自摩纳哥的姆巴佩)，这永久地改变了足坛的金融格局。巴黎人期待超过100年之久的顶级足球梦想终于由巴黎圣日耳曼队完成了，他们确保了这个城市的顶级足球俱乐部位置。

巴黎圣日耳曼开始了他们主宰世界足坛的生意，而红星俱乐部的目标完全与此完全不同。雷米特和其他的联合创始人(包括他的兄弟莫德斯特)所筹备的这家足球俱乐部完全是社区足球的代表。100多年过去了，在巴黎圣日耳曼资本主义机器的巨大冲击下(他们正在努力从附近的巴黎西部富人居住区赢得人们的青睐)，红星俱乐部仍然在坚持提供着一种平衡的力量，社会和社区的足球哲学在这里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最近，在他们野心勃勃的主席帕特里斯-哈达德的带领下，俱乐部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

永别了红星：斗士之死，信仰之灯

(图)红星的队徽很好地说明了他们俱乐部和球迷的一种精神倾向

为了更好地理解今天的红星俱乐部，我们必须快速浏览他们的过去，一些最关键的时刻值得我们去注意。1910年，俱乐部永远迁移到了圣旺地区，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俱乐部必须和这里的文化融为一体。圣旺属于法国的塞纳-圣但尼省，这里的移民文化历史悠久。移民的先祖从马格里布地区、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加勒比地区(都是前法属殖民地)纷纷迁移来此，至今这个省仍然是法国移民比例最高的地区。事实上，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年轻时是一名社会主义者，经常到鲍尔球场观看比赛)曾公开宣称过红星俱乐部之于“多样多元文化法国”的重要性。

该俱乐部最成功的时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曾四次赢得法国杯(1942年在德国占领期间夺得第五次)。在法国足球职业化和有凝聚力的国家组织出现之前，红星俱乐部在蓬勃发展。一般认为，俱乐部的名称“红星”及logo设计的灵感源于雷米特的英语家庭女教师詹妮小姐，但它也会不可避免地和当时这个地区的左翼工人阶级有着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俱乐部前球员里诺-德拉-内格拉(Rino Della Negra)被纳粹分子处决后，这种联系纽带将变得更加强大。德拉-内格拉是意大利移民的儿子，他从未在任何红星的官方比赛中登场比赛。在1944年法国抵抗运动所引发的一场冲突当中，德拉-内格拉受伤并被德国人逮捕，他是高度活跃的“马努尚组织”(以诗人和共产主义活动家马努尚的名字命名)中的一员。德拉-内格拉留给他兄弟的遗书中包含了以下的话——“您好，永别了，红星”。他的奋斗故事以及为共产主义信仰而牺牲的结局成为了俱乐部稳固的左倾球迷群体的一种精神象征。

20世纪上半叶那些动荡的日子过后，红星俱乐部的命运开始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向下走的趋势。他们在顶级联赛中呆了很短的时间，也有偶尔的升级，但随之的就是更频繁的降级。他们也曾遭遇过财政危机，在1967年他们甚至经历了和图卢兹队(不是现在那支成立于1970年的图卢兹，两队地理上处于这个国家的两端)那段令人费解的合并。红星俱乐部之所以能够一直存续到今天，原因很简单——人们不允许看到它的消亡。

复兴进行时：主席导演，球星总监

哈达德主席(他的职业是电影导演)2008年到来之时，红星俱乐部的状况可谓惨不忍睹。在他来到俱乐部的五年前，他们还曾在法国第六级别的低级联赛中打拼过(2003-2005两个赛季)。而哈达德本人的一些野心也有时会与红星那些激昂球迷们的意愿相冲突。他那花费两千万欧元翻新球场和兴建娱乐设施的计划就被来自鲍尔大街的球迷们拒绝了，这些球迷们代表了这个俱乐部的灵魂。当时由于俱乐部处于第三级别的联赛，那座亟待翻修的球场还能够达到主场的标准。但2015年，当球队升入法乙联赛之后，这些陈旧的设施就被认为是无法达标了。没办法，他们只能前往法国巴黎以北75公里之外的博韦市踢他们的主场比赛。之后的2016-17赛季，他们又来到让-鲍因球场(多功能用途球场，不同昂热的主场)。讽刺的是，这座更新后达到了最高水准的球场就紧挨着大财阀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王子公园球场。

不过，哈达德的许多改革举措都进行得很顺利。无论是极端球迷还是居住在附近的时髦分子，他们都认同了主席的呼吁——将俱乐部那悠久而骄傲的历史传统再次发扬和复兴起来。人们看到了这一呼吁背后所蕴含的长期价值：让这家与当地社区有着良好关系的俱乐部复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们将最终可以抵御同城俱乐部巴黎圣日耳曼的不断扩张所带来的影响，让红星继续留存。

也许红星复兴最好的例证之一就是前曼联和桑德兰前锋大卫-贝利翁的到来。2016年夏天，贝利翁被任命为球队的创意总监。贝利翁曾经在职业生涯的末期来到过红星，他在法国足坛占有一个自己特殊的位置。

(图)贝利翁正是在红星俱乐部退役的，他来到这里不仅是偶然

“这纯属巧合”，大卫解释道，“帕特里斯-哈达德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本杰明-埃梅尔(Benjamin Eymere，《L’Officiel》首席执行官)，他负责发行法国顶级时尚杂志《L’Officiel》。”

“因为本杰明已经知道我想在生活中做一些别的事情，所以他把我们联系在了一起。”

贝利翁的爱：多元文化，不止商业

“作为创意总监，我的目标是建立一座红星俱乐部和世界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桥梁。无论是音乐、时装，抑或是摄影、美食以及各种活动……，我们都会以全新的角度(来审视)。”

贝利翁认为提出这些创新方法来链接球迷和外在文化是非常合适的。不仅是在巴黎环形公路这座充满活动力的前哨里，在整座城市里也是一样，这将是一种社会包容性的开端。如果追溯到雷米特时期，这可以说是红星俱乐部最根本的东西。

“红星是一家不落俗套的、浪漫的、受欢迎的足球俱乐部，那里绝对没有什么社会阶级的存在。人们喜欢它，正是因为它仍然拥有那种老式的足球氛围。这个俱乐部不是为了胜利和成功而建的，它是自由和创造力的一种强有力的象征。从这一点上，红星俱乐部和圣保利俱乐部一样，都有一种相似的气质。很多俱乐部都不具备这种天生的公信力。”

最后一个词——公信力—很重要。我问大卫，为了呼应在巴黎圣日耳曼发生的事情，他们是否会故意为俱乐部设计一个“替代者”的形象？

“我们绝对不会瞄准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已经是一家独特的俱乐部了。红星是巴黎范围内最古老的俱乐部。”

“我们不会试图成为替代者，我们只是在表达我们是谁。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我们不会去看其他俱乐部在做什么，但我们十分尊重巴黎圣日耳曼。我们尊重他们，是因为我们是一家以尊重、慈爱、谦逊和多元化为基础的足球俱乐部。”

大卫对他新角色的热情非常富有感染力。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有两个特别的项目对他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也是他所希望的。首先，红星公司已与跨国多媒体集团VICE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个赛季，他们在为俱乐部的球衣提供赞助。作为回报，红星俱乐部将授权他们通过各种平台来传播红星的故事。这些故事将包括球员们的日常生活，在圣旺的当地酒吧与球迷的互动，以及一切“在其中”的东西。

这里“在其中”指的就是一切和红星俱乐部相关的东西，这样的做法显然深得贝利翁本人的欣赏。这个项目的全面启动使得他对俱乐部主席充满了赞誉之词。

“帕特里斯，我们的老板，他可以说是红星俱乐部的大脑。他是位充满创造力的天才，他是一位有远见的人，他能够在足球场上领先人一步。”

(图)红星实验室的街头艺术很符合法国浪漫之都的风格

“这是俱乐部最有意义的项目，由我杰出的同事克里斯泰勒-基耶维雷(Christelle Quillévéré)来运作。大体来说，它是为红星踢球的所有孩子们打造的一个工作室平台。在所有的学校假期和大多数星期三，孩子们都有机会来这里玩耍、学习和尝试不同的科目。它可以是摄影、街头艺术、烹饪或者是舞蹈。我们正在为孩子们做的下一个项目将是梦幻般的，他们打算打造一款红星粉丝的杂志。我们将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摄影师、记者、艺术家和其他能够创造性地帮助孩子们的人都将参与进来，这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发现其他激情的方法。举例来说，大约8年前有一个孩子参加了“红星实验室”，参加了一些关于街头艺术的工作坊，后来他就变成了一位街头艺术家。上个月，我们有一个叫马蒂亚斯-费雷拉(Matthias Ferreira)的孩子签下了他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他在很多年前就参与过这个项目，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我们想通过文化来教育我们的年轻人，这样他们长大后才能有拥有不同的才能。如果足球最终没成为他们的职业，那么他们可能在其他领域有一些技能(谋生)。”

红星在路上：不仅是一家俱乐部

(图)如果目前身在法丙的红星升入甲级，巴黎城的足球力量对比是不是会更平衡一些？

然后，大卫对他的使命进行了总结性发言。尽管他努力试图保持发言的简洁，但是他所关心的红星俱乐部周围实在是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我想说的是，红星不仅是一家足球俱乐部，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正在与巴黎一家名为“欢宴巴黎(Racket Paris)”的时装工作室合作，他们设计了我们的运动衫。从服装到配饰系列，我们都有不同的设计师来合作设计。此外，我们还和巴黎酒店广播(Hotel Radio Paris)和Airplane Mode V1进行了合作，由他们来负责球场和我们所有活动当中的配乐，我们招募的艺术总监名叫利奥-马萨尔(Leo Marsal)。那位很棒的摄像师叫扬-莱维(Yann Levy)，他的照片当中体现出一种美丽的社会愿景。此外，我还在为球迷们做着许多其他的事情，这都会很有趣。”

那些红星的球迷们显然也得到了俱乐部回馈的忠诚和支持。足球的“生意”范围可以比收入现金流、电视转播合同和令人瞠目的转会交易多得多，红星俱乐部看起来真正懂得这一点。

采访中我继续向大卫施压，询问他们是否了解这些举措可能会吸引那些反复无常的潮人，以及那些可能将红星作为工具，以推动某一特定政治议程的人。这些人很难真正对球队在球场上的表现感兴趣。

“我们拥有最独特的球迷群体。他们在社交方面非常投入，乐意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是的，他们在政治上是活跃的——但是我们要培养对每个人的宽容。无论他们的评分是如何，他们确实都在为球员们唱歌和支持。这在法国是很不寻常的！”

很明显，除了要安排11名身穿绿色球衣的小伙子在球场踢球之外，红星俱乐部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他们过去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只是咖啡馆的文人或者是抵抗运动的斗士。在最近的一段时期，他们培养出了一些球员，这些球员曾经在世界顶级的俱乐部和联赛中发挥自己的实力。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名字——斯蒂夫-马莱、亚历山大-宋、穆萨-西索科、阿布-迪亚比，在成名之前他们所有人的职业生涯都是在鲍尔球场起步。

红星俱乐部、帕特里斯-哈达德和大卫-贝利翁仍然有更大的蓝图需要规划。他们梦想着离开低级别联赛，回到他们阔别已久的法甲赛场。从1975年到现在，他们离开那里太久了。如果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关于现代巴黎足球的故事就算是有了一个真正成功的结局，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