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远征记：在燥热、焦灼与混乱中，和美加墨提前告别

在西方世界，有人会将难以置信、距离自己日常生活很远的事情称作“中国故事”。而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俗语。例如，我们会把距离很远的地方称作“爪哇国”。比如要形容某人忘记了某些事情，有些人会说：“他把某件事完全抛诸脑后，抛到了爪哇国”。

雅加达位于爪哇岛上

“爪哇国”是东南亚古国的名字。而如今印度尼西亚的最大城市雅加达，就在爪哇岛上。对于中国队而言，这里其实并不算是很远的地方——比起沙特、澳大利亚、巴林的客场，飞到雅加达只需要六个小时，已经算近了。

但六个小时的飞行结束后，中国队队员们会发现：他们来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当国足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后，印尼人展示着他们好客的一面。最初，国足全队对于出关的路线并不熟悉，和其他乘客一起排着长队。而机场工作人员看着中国队球员们统一的着装，上前一个个地问：“你们是足球运动员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指引中国队全队进入绿色通道，快速完成了出关手续。

除了好客的一面，印尼人也表现出了对足球的高度关注。当我走出机场时，一个出租车司机问道：“中国人？是为了印尼和中国的比赛来的吗？”而后他又表示，印尼队一定能取胜。当我提到“你们的队伍里有很多原籍荷兰的球员”时，他反驳道：“你们不是也有塞尔吉尼奥吗？”

一个出租车司机居然能知道塞尔吉尼奥，让我对足球在这个国家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对他肃然起敬。甚至当他向我索要10万卢比小费（约合人民币44元），并用不知道哪学来的中文说“谢谢老板”的时候（说明他经常向中国人要小费），我都没有对他产生任何的反感。

燥热与焦灼

中国队来雅加达之前一直在上海进行集训。那段时间阴天多于晴天，凉爽得完全不像是五月底。甚至有一天国足在雨中训练，从北京来报道集训的媒体同行冷得直发抖。他穿着短袖、短裤在冷雨中说：“我没有想到啊！”上海的媒体朋友则介绍：“这种天气，在上海也是不多见的。”

而在国足来到印尼之后，另外一种体感完全取代了之前在上海的感觉。这种体感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闷”。

客观地说，雅加达这段时间的温度并不算特别高。但由于空气湿度大，在室外即使什么事也不做，稍微走上一会就会满身大汗。神奇的是，印尼当地人似乎不怕热。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但穿着长袖长裤，有的人甚至会再披上一件厚外套，把自己裹得很严实，甚至给我一种他们衣服里有空调的错觉。在比赛当天，我甚至看到有当地人在体育场里穿了一件羽绒背心。

雅加达像东南亚的许多城市一样，下午两点多准时下雨，持续一个多小时。这场雨会将每天的闷热感驱散一部分，但在雨停之后，又会产生一种蒸腾感。当我在朋卡诺体育场附近领取了媒体证件，正打算看看比赛场地的时候，就遇到了一场准时来临的大雨，只能在体育场周围找了个地方躲雨。

朋卡诺体育场外，准时来临的大雨

而朋友得知我在雅加达的户外，最担心的并不是我要淋雨。他转给我了一篇文章，是中国人在雅加达需要注意的“须知”。这份“须知”里着重提到：需要防范“飞车党”。

“飞车党”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马路上一些骑摩托的飞贼。当你在人行道上拿出手机观看、毫无防备的时候，“飞车党”会驱车呼啸而过，用最短的时间夺走你手里的手机，然后扬长而去。此时你不可能看清他的面貌，靠着两条腿也追不上他，最终大概率只能认栽。

听到这个介绍后，我感觉像是电影或者游戏里的桥段，一开始还不信。但是，事实马上把我教育了一番。

当天下午，国足在雅加达的第一堂训练课开始时，一位从国内来到客场报道比赛的媒体同行对我说：

“我的手机今天早上被抢走了。”

我心里一惊，问起事件的细节，果然和“飞车党”传说中的作案手法一模一样。长期驻站印尼的一位中国记者介绍：他的手机在3月份也被“飞车党”用同样的方法抢走，而在4月份，他就在当地的二手物品交易网站上看到了自己丢失的手机。

同行们的遭遇让我大大提升了出门时的警惕性，甚至有些敏感过头。在人行道上，我紧贴着最里面走路，尽可能避开马路。即使是要掏出手机看地图，看完一眼就立即把它揣回包里。只要听到摩托车的声音，我就会像一个中场球员那样东张西望、四处观察。从球场到酒店，我需要走40分钟路程，在这期间最累的反倒是脖子。

印度尼西亚的马路上，摩托车数量非常多

这种焦灼不安的心理，在雅加达期间一直持续着。到了比赛当天，这种心理在各种混乱的助推下，变得愈发严重了。

鹏之队

印尼队对阵中国队的比赛在朋卡诺体育场进行，这座体育场可以容纳七万七千人。比赛当天，印尼球迷纷纷骑着摩托车涌向体育场附近。比赛开始前三个小时，体育场周围停满了摩托车，就像是一个大型汽修厂。

赛前有消息传出，可能会有部分印尼极端球迷找中国球迷的麻烦。为了防止冲突事件，中国的球迷组织提醒远征球迷尽可能结伴行动。印尼当局也在尽可能避免冲突的产生，安排工作人员一批一批地引导中国球迷进入客队看台。他们举着的指示牌上也贴心地印上了中文：“客场支持者”、“随我进去”。

比赛开始前两个小时，双方都已经有大量球迷入场了。尤其是印尼南北两个看台的球迷组织，已经早早地来到了自己的“阵地”上。

印尼南看台的球迷组织叫做Garuda Ultras。关于“Garuda”这个词，我之前在媒体报名的时候看到过。中国媒体如果需要到雅加达来报道这场比赛，就需要在印尼足协的一个网站上注册一个叫做“Garuda ID”的账号，才能完成报名手续。事后查证：“Garuda”，可以音译为“迦楼罗”或者“揭路荼”，是印度神话里的一种大鸟，同时也是印度教神明：毗湿奴的坐骑。它的形象，在东南亚的各个国家都具备较大的影响力。而在汉语体系中，一般会把它称作“大鹏金翅鸟”。印尼的国徽上，就有它的图案。

Garuda的一种形象。它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形象

一位同行在了解到这个知识后，打趣道：“那么，Garuda Ultras就可以翻译成：印尼鹏之队球迷会。”

在没有深入了解之前，许多中国球迷会误以为“Garuda”是鹰。尤其是朋卡诺体育场售卖的周边产品上，会印制“Garuda”的侧脸，看上去很像上海海港队徽上的鹰头图案，也引起了中国同行和球迷们的兴趣。

朋卡诺体育场园区内售卖的饮料瓶上印有Garuda图案，和上海海港队徽上的鹰头类似

无论中国球迷如何看待印尼足球的水平，都必须得承认印尼球迷对足球的热爱和投入程度，以及他们主场的火爆氛围。无论是印尼球迷在南北看台打出的大型Tifo、赛前全场跟着歌手合唱歌曲，还是比赛中震耳欲聋的助威和欢呼声，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印尼球迷的赛前大合唱

尤其是朋卡诺体育场不太通风，比赛当天又一反常态地没有下雨，导致体育场内非常湿热。但在这样的环境下，印尼球迷的战斗力依旧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他们同时呐喊的时候，我和身边的人说话，都需要大声喊叫才能互相听清。上次有这样的体验，还是在伊朗德黑兰的阿扎迪体育场。

混乱

在这样的氛围里，中国队打得很艰难，最终以0-1的比分输球，提前告别了美加墨世界杯。其实，在比赛开始前和比赛进行时，并没有发生什么反常的事件（唯一的问题是媒体中心的空调坏了，导致室内温度比室外还要闷热，但这并不算是什么大事）。但比赛一结束，各种混乱的现象就开始发生了。

或许是由于现场有重要人物到场，比赛结束后安保人员封锁了看台外的道路，限制所有人员的出入。朋卡诺体育场的构造又与其他体育场不同，从文字记者席并不能直接通过电梯或者楼梯抵达新闻发布厅。因此，比赛结束后我如果想要去参加新闻发布会，就必须先走出看台，绕到另外一个看台下方再进去。但安保人员用栏杆把球迷、媒体、工作人员全部拦住，过一段时间才放行一部分，导致我花了比平时更多的时间才来到新闻发布厅，好在没有错过发布会。

当中国队主教练伊万科维奇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现场的新闻官居然只给了记者们三个提问机会，并且前两个提问机会都指定给了印尼的媒体。印尼媒体问的问题都是让伊万评价印尼队，和中国队并没有关系。这样，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媒体，在自己的球队无缘世界杯的时候，却只能向主教练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回答完，新闻官就匆匆宣布发布会结束。

印尼当地新闻官只给了中国记者一次提问伊万的机会

而且，朋卡诺体育场也并未标注混合采访区的位置，导致许多记者根本找不到地方。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显然也没有经过培训，一问三不知，没人能说清楚混合采访区在哪里。其中一个工作人员指了一条道路，事后也被证明是错的。但记者们也并未错过什么新闻：中国队的球员因为被淘汰后情绪低落，并没有说话的欲望。这就导致在这样一场关键的比赛过后，来自教练、球员的声音却比平时更少了。

参加完新闻发布会后，我们走出体育场，惊讶地发现外面还是人声鼎沸、人头攒动。一位同行说：“按照我们在国内的经验，当新闻发布会结束、记者们干完活的时候，球迷也就散得差不多了。如果到了这个时候体育场附近还有许多人，一定说明疏散出了大问题。”

比赛结束后，朋卡诺体育场周边混乱的交通

果不其然。朋卡诺体育场的四面八方被淹没在了汽车和摩托的洪流之中，交通已经完全失去了秩序。整个比赛期间，印尼当局在体育场附近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交通管控和疏导措施。比赛一结束，七万球迷在混乱中涌向四周，所有的路都堵住了。最终，一位中国媒体花了一个小时时间，才打到了一辆黑车；而我幸运的是住在体育场不远处，徒步40分钟回了酒店。

印尼球迷的热情，在亚洲是少见的；而这次他们在赛事组织上的混乱，在亚洲同样是少见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摄影记者告诉我：“十年前我来这里，他们就是这样；十年后，他们依然是这样。或许再过十年，还是一样。”

如果用这段话来形容印尼的赛事组织，或许并没有说错。可是，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印尼的足球水平，十年前和现在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再过十年，印尼队又将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