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超”：从城市现代性到文化共同体

本文转载自期刊《体育与科学》，原文发表于《体育与科学》2025年第4期，作者：程不二、王智慧

近年来，随着国家全民健身战略与体育强国愿景的持续推进，群众性体育赛事在城市社会中的文化要义正紧跟现代化发展的节奏变化着。体育不再仅仅被视作锻炼与竞技的代名词，更与情感凝聚、城市叙事以及文化治理等相关社会问题紧密相连。2025年举办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以下简称“苏超”）作为城市体育制度设计与区域社会内生活力交相融合的地方性实践，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呈现了地方文化想象的集体生成机制，触发了跨越地域、阶层与媒介边界的文化共振声势。“苏超”已然成为当下正在进行时的现象级社会事件，从民间的自媒体社交平台到官方的各种媒体，从虚拟的互联网平台到江苏各大商场公共空间的每一块广告牌，“苏超”之燃远超我们想象。数十年来，中国球迷对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比赛成绩有较高期待，面对中国足球国际排名持续徘徊不前的现象，“解散国足”成为部分球迷茶余饭后调侃中国足球的热点话题。而往往是因为“爱之深”，才会“恨之切”，足球运动竞技本身的强大魅力让人类热衷于此，深陷于此。

此次“苏超”与以往由国家主导、以职业体育为核心的体育赛事不同，其“一城一主场”的多元设置、非职业化属性、创新性的文化表达以及具有群众创造力的传播叙事体系，如“南哥之争”“十三太保”等，意外地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情绪与媒介关注，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城市文化与现代体育共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诞生。这提示我们，“苏超”现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现代体育层面的竞技价值抑或是商业市场层面的经济效益，还在于其以一种更适配现代社会的文化实践方式呈现出：体育参与与体育实践是激活当代城市居民的身份认同、情感归属与公共参与的内生机制。由此，本文聚焦于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为何一个非职业化的地方业余赛事能够引发现象级的文化共鸣？“苏超”如何在城市内部以及各城市之间构建出新的社会认同与文化共同体？现代体育如何作为社会治理工具参与到城市文化政治的重组与再生产中？

游戏先于文明，尤其像集体性球类运动，更能激励人心，促成社会联结。为回应以上问题，本文借助现代性理论、文化共同体理论以及媒介仪式相关理论展开讨论。“苏超”不仅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江苏省政府”）推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治理手段，更是在城市社会与现代体育共生中涌现出的文化自组织现象，其通过制度公平、媒介趣味与社群情感的多重耦合，激活了地方社会的文化想象力与公共生活空间。本文旨在揭示“苏超”作为“城市文化事件”的意义生成路径，并提出“苏超”是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中具备“人民性”基础的文化现象。通过“苏超”探讨城市整体性发展与跃进，正好切合了2025年7月14—15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此为契机探索“苏超”如何达到意义最大化，是本文写作的基点与学术目标的追求。

1 “苏超”引发城市职业体育新话题

“十四五”以来的中国体育改革以城市体育多元发展为核心向外延展，其中较为具有典型性的当属上海市市民运动会，其初始举办年份为2012年，对标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届，但又与奥运会的职业化体育竞技有显著差异，因其大众运动理念带有倡导“大家都来参加比赛”“人人都很厉害，很有本事”的社会性目的。上海城市精神经由市民参与者在运动实践中的文化展演体现，作为群众体育运动的标志性品牌赛事，上海市市民运动会成为“市民身边的奥运会”，让“全民参与、全民运动、全民健康、全民欢乐”的宗旨落实于“大家都来赛”的欢愉中。城市的语言、城市的定位、城市的精神等不是被城市创造出来的，而是由积累于城市中的人与事共同缔造的，是文化的积累。如今，长三角地区的又一大现象级体育文化事件，是由江苏省体育局与各设区市政府联合主办，各设区市体育局、省足协和省体育产业集团共同承办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即“苏超”。《中国体育报》在2025年6月3日发布了一篇题为《还不知道“苏超”？那你落伍了！》的文章，该文中提及目前“苏超”战罢三轮，线上线下都成为“现象级”赛事。线下门票一票难求，当时南京队与无锡队的比赛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举办，即使天降大雨，依旧涌入16000多名观众，前两轮场均现场观众超8000人。线上关于“苏超”的话题阅读量以亿为单位，创意十足的网友和收起了“严肃面孔”的官媒共同创造了“苏超”这一“足球的盛事、人民的节日、欢乐的海洋”。这一“盛宴”成为一场全民派对，其中包含扎根地方与扎根群众的社会事实。纵观参与“苏超”的500多名球员，其年龄范围为16~40岁，年龄跨度大。同时，球员们来自各行各业，足球职业球员、受过专业足球训练的足球领域从业者、足球工作领域外的足球爱好者都在其中。这些球员部分早已告别职业队却梦想不灭，或是遨游学海仍不忘逐梦绿茵。正是因为这些职业多样化的球员的参与，“苏超”与大众的距离更近了。现实与报道都表征一种“谁行谁上”的纯粹性。根据《扬子晚报》的相关报道，自2025年5月10日“苏超”开赛以来，与“苏超”有关的话题达到171个，话题总阅读量达到29.34亿。“苏超”相关热搜中60%的话题由江苏本地媒体采写，央媒主持的话题有11个，其他外地媒体话题占比达32%，而前六轮比赛的热搜话题中，江苏以外媒体报道占比达到50%。更多媒体愿意报道“苏超”，除了“自带流量”之外，也意味着“苏超”的方方面面获得认可。“江苏足球装备猛涨八成”“江苏景区预订暴涨超300%”“A股足球概念股爆火”……江苏人民不仅从“泼天的流量”中感受到全国网友的热情，更从这一个个热搜的字里行间体会到“苏超”给江苏、给足球带来的改变。

“苏超”何以组织起来，可以追溯到2024年11月的江苏银行·2024第一届江苏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对抗赛。2024年11月17日在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南京队0∶0战平苏州队。24日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次回合又一次火热开赛，现场聚集了30000多人，超过了中超、中甲的观赛人数。不仅如此，赛后延伸开来的是群体对城市足球对抗赛的强烈兴趣。城市对抗赛不仅仅激发竞技胜负欲，更引发城市地域情感、真正属于“自己的球队”的深切认同感，以及展现身处其间的共同性主体的身份隐喻。南京是江苏的省会城市，苏州是江苏的经济强市，两城市民都以拥护“城市之光”为目标表达着对城市的认同与对文化的认同。在这场球赛中，我们看到一种“我爱我家”的拥趸行为，对球技战术和球场规则的不甚了解并不影响观赛者加入这场城市对抗的狂欢之中。也正是南京队对战苏州队的城市对抗赛验证了以城市为单位的足球俱乐部竞赛模式的可行性。2025年5月，覆盖全省13个设区市的联赛体系——“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式实行。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苏超”的组织实践是对2025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加快‘三大球’振兴发展，开展全省城市足球联赛”这一年度重点工作的具体落实。通过对《江苏省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等文件的贯彻落实，“苏超”的兴起得以构建足球与城市规划、产业培育的联动机制，得以明确“足球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策方针，得以激发江苏省内各市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的内在动力。在这一“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背景下的“苏超”具备了真正的职业体育作为商业市场体育看台文化的城市现代性特征。

根据“苏超”的赛制，13个球队为各自的城市“征战”，这对于球员和球迷而言是一种荣耀，更是一份培育足球项目文化氛围、构建城市运动品格的责任。此外，城市间的竞技关系所引发的对城市文化发展的集中关注大多聚焦于城市历史维度与社会维度。在宏观理路层面：“苏超”与各个组织参与城市的社会文化发展有何联系？各个组织参与城市是否会获得超越性的城市发展成效？在文化实践层面：组织参与城市是否能够以足球联赛重构城市人文化消费意识？“苏超”模式是否具有区域外的可复制性，以及是否能够为未来中国足球职业化提供知识性资源与合理性操作实践？对这些话题点的探索，昭示着对现代体育发展与城市文化变迁的深切关怀。

2 现代体育与城市文化在“苏超”中的共生关系

城市文化基因体现城市价值，在全球化背景下，其是传承地域精神与塑造城市特色竞争力的有效路径。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生命”，都是在历史的传承与前瞻的创新之中不断进行着重构，产生新的文化空间。城市是由人类活动而生成的空间产物，天然承载着人类文明的遗产。

2.1 以“苏超”揭示现代体育与城市文化的创造性转型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与现代化多元融合发展，城市已然成为文明演变之载体以及文化发展之核心引擎。值得深思的是，如何让城市历史文脉更有效地浸润于现代城市生活，以彰显城市文化深度、绵延城市文化之流。也就是说，如何让城市在文化实践过程中生成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以体育运动视角来透析城市的现代性，正是用体育的透镜来看城市文化发展，这不仅是在物态化的体育设施场馆以及体育综合公园等元素的基础上理解城市现代性，还应该更为细致地深入社会事实背后，去探索体育建构城市的文化共同体机制何为。文化共同体由个体聚合而成，“苏超”不同球队所在的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地域文化生成地方性故事并进行着地方性行为叙事，地域文化有着桥接历史的一脉相承之情感连续性，是城市中那些有形无形的元素叠加与合奏所产生的社会印记。

现代体育场域在信息交流与身体交流互通中构建群体的凝聚力与认同感，又反向成就具有城市肌理的城市居民集体使命感。“苏超”是江苏体育文化创新的“试验田”，同时也是深深扎根于大众土壤的群体参与性社会事件，现代体育与城市文化在具体实践路径中体现共生关系，促进从城市现代性到文化消费共同体的建构。这种新“大众文化”实践路径，既延续了传统群众体育的优良传统，又赋予其符合时代需求的现代化转型，更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人民性”与“中国式现代化”两个主题的有效落实，使足球运动成为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文明风尚的重要载体。“一城一主场”的赛制设计造就“苏超”“城市战”的规则。由此，评价一个城市的体育发展水平，不应局限于竞技体育所产生的“绩效式”指标，更应重视体育是如何提升人民的精神愉悦水平、身体健康水平和生活幸福水平的。也就是说，“苏超”这种城市对抗赛得以吸引社会目光，是因为其以“城市恩怨”的区域文化为基础，在过程中生发出了具有地域感召力的内生动力。“苏超”中“自己的球队”是带有明确地域性的，一次次与其他球队的比拼都是对“我们感”的深刻验证，这种城市之间的体育对抗提供的精神性文化养分滋润到不同社会群体，更加强化了城市人原有的身份认同。2025年5月11日，在“苏超”首轮南京队主场对战南通队的小组赛上，1∶2的比分定格，随之而来的是南通球迷朝球场上身着红色队服的“我们的球队”的振臂高呼，他们又朝着看台上的“蓝色大军”（南京队以及南京队球迷）高呼“叫南哥！叫南哥！”。“南哥之争”在“苏超”赛程中持续蔓延，“叫南哥！”的声势必定会带来不服的情绪，竞技比赛总是暗藏火药味，其不仅是球技、组织战略的比拼，更是对面子、荣誉的渴求。这种火药味从球场内蔓延到球场外，从“苏超”比赛中渗透到城市日常生活中。“南哥”成为城市品格魅力的代表，“争南哥”成为贯穿于整个“苏超”中的对“面子”“地位”的集体复杂认同。融入生活的东西总会让人乐此不疲，南通球迷的那句“叫南哥”，无疑是在确认个体、群体与城市的血脉联系。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方式，他指出，“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城市由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群体构成，人民会根据不同的要素构建一套适合他们共同生活的个性化规则来维系社会秩序，这种内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历史绵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区域文化的观念与实践形式在城市发展中积淀，以此凝聚成一种具有地域性、时间性、群体性与行动性的综合表征，即城市的独特气韵（城市精神）。“苏超”参与城市的城市精神更聚焦于个体对其所属城市“根基、血脉、灵魂”的把握，以及对其所属城市区域文化的深入认知。迈尔斯曾表示：“城市生产文化，而文化又再生产城市，这是一种历史的共生关系。”可见，“苏超”文化融合理念所揭示的正是现代体育与城市文化的创造性转型。

2.2 从城市首位度来投射“散装江苏”文化多元竞争力

通过观察江苏省运动会的举办地变迁情况，我们可以认识到“苏超”这场迅速崛起之盛宴背后所投射的“端倪”。由于城市发展的历史性因素，前十届江苏省运动会仅由省会南京一个城市举办。截至目前，总共二十届省运会，省会城市南京共举办过12次，1985年以后，其他非省会城市（如徐州、无锡、苏州等）也陆续加入了主办行列。由此不难看出，江苏省运动会的举办受到举办城市经济规模、城市体量以及文化竞争力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后，举办地越来越铺展开来，从第十一届省运会开始，鲜少出现重复的城市，由此可知，江苏13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呈现出齐头并进的态势。指标“中国省会城市首位度”是指省会城市GDP在全省的占比，算法为省会城市的GDP除以全省的GDP。首位度越高，说明省会城市在经济上越是独挑大梁；首位度越低，说明省会之外的经济强市越多，经济发展均衡。2018年12月，南京财经大学发布《全国省会城市首位度发展报告》，该报告分析了全国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和27个非省会城市（含苏州）的城市首位度。其中，南京的城市首位度排名相对靠后，低首位度说明南京省会功能不足。也就是说，江苏省13个地级市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越来越小了。江苏省具有独特的城市经济格局，正如大家所调侃的，13个城市的居民在经济发展上“谁也不服谁”。江苏的经济模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除了少量低矮山丘之外，江苏全境以水域与平原为主，且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较长的海岸线，这样的地理位置赋予了江苏别样的魅力与活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江苏形成了人口分布均衡、各市人均GDP均衡、运输条件多元化、全域多地制造业发展土壤肥沃、沿海有连片的工业化区域等特征。这样一来，江苏在文化、体育、旅游、商业、教育等不同行业都处于较高水平，由此，13个城市在各个领域都是“均衡发展”的经济生命体。

城市与文化都是在历史脉络中建构发展的，两者的交融状态使得城市始终在文化积淀之下被塑造。这一交融在江苏省内的表现更为明显，各个城市的特定地域性文化被不断强调。江苏省13个地级市各有独立的发展体系、特色产业、文化背景甚至方言体系，“十三太保”的隐喻指向13座城市各有性格。江苏省各城市的地域文化、经济竞争与历史纠葛在“苏超”中迸发出更具张力的绚烂火花。每一场小组赛的性质都上升至城市对峙的地方性情绪宣泄场。我们可以在宿迁队与徐州队的对战中看到球场上掀起“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楚汉争霸”气焰；在苏州队与徐州队的对战中看到苏南苏北的城市品格在球队战术中的投射，苏州队以短传渗透的“绣花功夫”闻名，徐州队则以“大汉遗风”的硬朗冲撞著称，“苏绣对铁骑，优雅对刚猛”的吴楚文化奇妙地在“苏超”中展演。“城市”的词源是拉丁语的“urbanus”，其实质含义是“大多数人的联合体”，即城市是基于普遍性关系的社会。人文社会领域倾向于把城市作为当地共同的习俗情感与传统的集合，具有某种心理机制与典型文化的特征。因此，城市远远不只是建筑与街道的集中地，其呈现出一种社会性质。“苏超”反映的城市活力，即人民在满足物质生活之余，更加享受城市间互动、人际互动带来的精神愉悦，实现人的情感与城市情感的交融互通。

卡勒恩的“市镇景观”理论让我们对现代体育与城市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这一理论强调人对客观事物的感知规律可以被认知，而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苏超”设置的“一城一主场”赛制意味着江苏13座城市都有可以展现自身城市景观元素的机会，也意味着由此可以影响城市人对城市景观元素的感受方式。在每个主场城市承办比赛的过程中，城市与城市人都是“在场”的，且都在足球比赛感知过程中塑造着具象化的文化实践。现代城市体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实践方式，是体育与城市的创造性融合，体现的是现代性要素中的体育运动魅力。从行为学意义上说，作为社会文化构建方式的体育运动的具身感、号召力和陶冶性，具有极大的共情感染力，是城市现代转型中最具文化消费影响力的形式。“苏超”彰显的城市体育精神是基于区域文化表现而借由运动行为来展现的。“苏超”提供江苏各城市“文化戏剧”的展演舞台，是江苏各城市人理解城市的一种方式。“苏超”是整个江苏人的文化活动，需要江苏省内13个城市的共同参与，本就不服彼此的“散装江苏”在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摩擦汇集在足球场上的“碰一碰”。而区别于职业体育比赛较高的报名门槛，城市居民拥有本城市的身份证号或是学籍就能拥有成为城市足球队一员的机会，这让13个城市足球队的组建变得更“接地气”。从16岁的“追风少年”到40岁的经验老将，其为所处城市而战的蓬勃野心与为个人而战的宿命感都在证明着“体育运动生命力在市井巷陌”。这种具有综合性与全民性特征的“苏超”使得城市与体育文化在无形之中被突显。城市发展可以促进体育运动意识的崛起，城市生活具有高度自由的选择性，且在城市化进程中个体的生活空间与方式都变得多元化，而体育运动得以重塑个体在追求自由新秩序过程中的社会关系。在“苏超”参与行为感知过程中，城市现代化个体的主体地位以及区域文化赋予的城市身份认同被体现出来。通过“苏超”，我们发现现代体育运动意义被赋予了更多文化体验性的附加值，也就意味着体育运动与大众娱乐之间的边界模糊化。由此，现代体育与城市文化的共生关系就经由具有体验性的仪式化活动进行互构。其中，人与人的社会化联结在“苏超”参与实践与仪式化“玩梗”行为过程中生成并不断叠加关系强度、延伸关系网络。在这一层面上，“苏超”以城市联赛透视现代个体的娱乐体验行为，并以此观现代城市之发展。

3 文化消费新天地与“玩梗”行为塑造文化共同体

随着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多元文化的深度融合，人们对组织与参与体育赛事的热情大幅提高，而现代城市举办体育赛事的级别越来越高，也意味着所涉及的城市产业越来越广。体育赛事对城市及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3.1 “苏超”展演文化消费新景观，促进文体旅商一体化

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城市马拉松是以某一特定城市为主场的、全民参与的体育赛事。城市马拉松对城市精神的塑造成为“城市新名片”，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与影响力。而体育赛事作为现代商业化时代适应经济发展的经济产品，也已经成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以体育运动串联的产业链对城市经济发展有着内在推动力。北京马拉松起点设置在天安门广场，厦门马拉松赛道设置在滨海大道，这些景观作为文化符号彰显着城市特色。城市景观要素凝结着城市历史与人类行动，城市马拉松在建筑、街道等城市外观之间进行运动路线安排，在体育运动参与过程中体现由城市文化、群体精神构成的城市独特氛围。现代体育与城市文化的共生状态伴随城市现代化进程不断进行着互构。现代足球运动创立之初就与社区文化密不可分，许多世界知名足球俱乐部诞生于学校、街区和工厂。“苏超”成为中国足球新的打开方式，江苏省各城市以类“大社区”的结构，将各有千秋的地域历史与文化脉络在“苏超”城市对抗赛中展现，这显示出城市人对城市文化的自信。

“苏超”原本仅被视为一场常规的城市足球联赛，但随着它的爆火，其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足球体育运动本身。如果我们以“体育旅游一体化”理念来讨论体育旅游作为文化消费的实践意义，那以往以目的地观看为由的传统旅游在文化体验的参与中就可以获得新的意义。一些研究认为体育与旅游在文化行为上是一致的，两者作为个体文化消费行为，具有同一性。体育旅游是以体育观赏、竞技参与和运动体验为特征的个体文化消费行为，当其作为一个新研究认知显现后，我们能否在社会现象中挖掘到体育旅游解释路径的可能，即能否把对当下热门体育事件的判断与以此产生的消费实践带到新的认知图式之中去，是亟待思考的问题。“苏超”的文体旅商一体化，赛事主场成为消费主场，赛事话题成就文化消费，也印证了“体育旅游一体化”的解释力。“苏超”展现了“全域主场+全时消费”的文体旅商融合机制的实现方式。“全域主场”表现为“苏超”的赛制设计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体育比赛的资源焦点围绕球场场域的局限，将体育赛事与城市文旅资源深度绑定，构建“一张球票撬动多元消费”的文化模式。例如，常州推出恐龙主题应援地铁与免费旅游直通车，淮安推出凭票根兑换小龙虾等地方特产的活动，这些都是在延展体育赛事的文化影响力。“全时消费”则指涉延伸体育赛事消费链，覆盖“早茶经济—日间文旅—夜间消费”的24小时全天候文化消费样态。例如，扬州发放早茶惠民券，宿迁开设“优品市集”，连云港推出夜游路线，以实现“赛事未开，消费先行”，将体育赛事生发的经济效益串联起来。“苏超”营造了一场全民参与式的体育活动与以生产城市文化为核心的消费狂欢，这也真正实现了前期相关组织工作目标，即围绕“体育+”融合发展战略，通过体育赛事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经济增量，并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文化消费与城市实践紧密联系，共同参与城市秩序的塑造。现代消费主义文化观念是在原子化的个体沉溺于现代媒体所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之中形成的，人们开始在休闲、消费与感官满足的快乐中接受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并最终形成基本相同的生活模式。现代城市的特征之一便是具有文化消费性，商业要素渗透于城市结构中，而文化消费又与关注度以及话题热度高度关联。对“苏超”关注度的认识可以通过场均观赛人数来体现。2025年6月中旬的第四轮场均2.5万人（徐州主场首破3万人），6月底的第五轮场均3.8万人（苏州主场单场观众43617人创新纪录）。进入7月的第六轮赛程，场均人数进一步升至3.9万人，接近英超、德甲水平。从与中超的同期对比来看，“苏超”已实现反超。中超的前十三轮场均为2.4万人（同比增长21.69%），第十四轮场均为2.9万人，第十五轮场均为2万人（显著低于苏超第五轮的3.8万人）。“苏超”第五轮总观众数18.5万人，超过中超第十五轮16.3万人。与中甲相比，“苏超”场均人数约为中甲的2至4倍，且差距持续扩大。仅从观众规模来看，“苏超”已可与全球顶级联赛“平分秋色”。在话题热度方面，“苏超”的第一个热搜出现在2025年5月31日，当时仅仅提到“苏超”二字。在随后的一个多月中，又被提及6次，相同词条共享1.5亿阅读量，在榜时长超过13小时。6月21日，与“苏超”相关的话题几乎“霸占”了整个热搜榜（多达25个热搜），之后相继在7月5—6日两天共产生40个热搜，成为火热赛场的“网络延伸”。“苏超”第一个阅读量破亿“爆款”来自本地媒体《扬子晚报》，截至7月31日，“国足再弱也轮不到业余足球挑战”话题阅读量1.1亿，在榜时间8小时，热搜最高排名第2，话题讨论量6.1万，点赞超过14万。另外的热度话题，如“给南京队做应援横幅被闲鱼卖家婉拒”的热搜词条达到了1.7亿的阅读量，“0州”（常州的外号）的热搜词条也有1.1亿的阅读量（截至7月31日）。

3.2 “玩梗”联结“苏超”参与群体，构筑文化共同体

“苏超”与以往的足球比赛或者说与中乙、中甲、中超等联赛的最大区别，就是“苏超”拥有众多赛前赛后被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的“梗”。南京市委市政府官方公众号“南京发布”发表题为《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的文章，表明“苏超”这样的议题是关乎文化表达的重要指引，地方官媒参与“玩梗”让“苏超”话题有了更强的趣味性与联动性，全方位掀起社会公众情绪之浪潮。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媒介制造和传播“梗”甚至有意地“玩梗”，成为一种类似于“民俗”的自发行为。“梗”源自与日本动漫、游戏及其衍生的青年亚文化等相关的ACG文化（即animation、comics与games的缩写），部分ACG文化爱好者认为其含义类似于日文“ネタ（neta）”，直译为“素材”。有一种说法认为“梗”是相声术语“哏”的讹传，原意为接话的切入点（如笑点、漏洞、典故等）。如今，它更常见的意思是动画、电视剧里喜闻乐见的桥段成为的典故。“网民”如何创造和利用民俗形成新的文化群体？一些ACG文化爱好者认为，“玩梗”流行的原因是其能够成为新人跨入新圈子的门槛，以此获得该圈的身份。观察发现，互联网“段子手”的社会身份与形象同现实的状态不一定一致，而进一步出现了诸如“只有没有存在感的，又想进入其他圈子的人，才会‘玩梗’”的论调。在互联网生活中，年轻群体往往会进行不同于现实日常生活的自我身份建构，通常以搞笑、娱乐或嘲讽目的为主，强调自己在某一群体内部的归属感，从而实现对自我价值的标榜和认同。“玩梗”作为语言创造行为，在聆听与吸纳群体过程中形成群体性。可见，“梗”是一种谈资。我们以这一论断来透析“苏超”这样的现象级新闻事件，以及将这样的现象级新闻事件视作一个可以周而复始的、有节奏的城市文化消费形式，那“苏超”中的“梗”以亲朋好友、父子兄弟、姐妹闺蜜等群体间的谈资形式出现，自然会生成具有连续性特征的传播效果。这种谈资如果完全是个人化的言辞，则很难形成共通的“乐趣点”，“梗”语言的精妙之处正在于其短小精悍，不需要过多地展开情节以及具体叙事，是自带情节的关键元素，能让人快速记忆并感知到其中的趣味。从本质上来说，文化可以理解为一种城市生活方式。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往往根植于城市发展脉络，受到文化的滋养。换句话说，被消费的“所有”都存在文化属性，“连物的功能也是由文化决定的”。“玩梗”也是文化消费的一部分，同时体现“苏超”各参赛城市间的文化勾连。通过“玩梗”建构城市文化图景，让城市故事闪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苏超”第四轮比赛前，有记者实时跟进报道，通过采访发现，上至六十多岁的老人，下到十来岁的孩子，几乎都能说几句与“苏超”相关的“梗”。在火车站、地铁站、商场等场景的广告位上刊登着各种用于声援家乡球队的口号与标语，其诙谐的表述不仅丰富了新媒体时代“抓眼球”的网络表达，还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城与城之间“梦幻联动”的距离。“苏超”在成为文化消费新天地的同时，也具有传播学意义上的媒介事件本质特性，它是一场经由组织策划、依托媒介载体并引发公众参与的集体狂欢，是极具互动价值的仪式性活动。“玩梗”行为更是联结城市与个人、沟通媒体与赛事、塑造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手段。

“玩梗”是将竞技转化为游戏的一种“游戏”，其依托于社会情绪的推动而诞生。“梗”总是精准概括某类现状或是某种张力，也总携带着社会群体联结“准入密码”的文化结构，在释放与传播过程中“一石激起千层浪”般引发集体文化共识。“热梗”的内容从表面上看似体现城市之间的“分”，但实际上就其深意，是在强调具有区域文化特征的“在地”的“合”。“散装江苏”看似是“有拆分感”的省，但精准定位的城市标识隐喻着江苏省各地历史与文脉的独特地方性知识及其内在联结。“烟花三月”的扬州美景，泰州、扬州的“姻亲”关系，镇江、徐州的血脉相连等都变得具象化，以“梗”叙事道出城市集体记忆。因而有媒体评论道：“没有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玩不了‘苏超’梗。”人际传播是一个以信息为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而社会信息是由不同的符号和意义构成的。因此，象征符号的存在，为人类社会传递信息与人际交流发挥着关键作用。江苏省各地文化符号之丰富，呈现出各放异彩的城市品质。因此，“梗”的信息释放能够成功对接个体对城市的想象以及群体对城市的集体记忆。“本周日看南哥‘盘’桃！”“没有韩信（淮安）帮忙，刘邦（徐州）未必能打过项羽（宿迁）”“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南京队和连云港队的比赛是‘盐水鸭VS海鲜’！”“南通暂列第一，我们的优势不仅仅是学习好！”“踢的不是人情世故，而是对胜利的渴望！”……“苏超”中的热评成为全民参与、集体欢愉的新文化现象。不同城市间有着不同的“宿怨”，南京队与无锡队赛前在海报上以“水蜜桃加盐”“盐水鸭加糖”互怼，徐州队对阵宿迁队的比赛被戏称为“楚汉争霸”，还有连续输球的常州队被观众调侃“常”字笔画快输没了。在“热梗”世界中，一种游戏化、戏谑化的语境被创造，以共同参与者为主的群体正在以重塑规则的泛娱乐方式共构文化共同体。通过戏仿、恶搞、拼贴等方式将既定的意义重构或是消解，人人都能进行“热梗研发”，人人都能成为“创作大师”，人人都能在其中感受“苏超”的松弛感。苏州以老歌《阿莲》向连云港“表白”，连云港回应“阿苏，我一见你就笑”；常州以“无所谓，谁会爱上谁”向无锡“示爱”，无锡回复“阿D不会被现实磨平棱角”。网友戏谑道：“比赛第一，爱情第十五，别沦陷了。”“‘苏超’狂欢广场”成为一种全民性、大众性的象征，是与他人产生绝对共鸣的场所。2025年7月5日，“苏超”第六轮南京与苏州0∶0握手言和，苏州没有成为“输州”，“南哥”也不用去隔壁当省会。这场焦点之战虽然成为“苏超”首场零进球的比赛，但相关报道指出，苏州遇到南京，踢得特别凶，毕竟苏州经济总量数十年来居于南京之上，2024年人均GDP已经超过20万元/人，这次可是背负着为“经济一哥”全面正名的压力。所以苏州队以及苏州文旅赛前就放言：“一只鸭而已，输了南京后面全赢也白搭，谁要当‘南哥’，我苏州都给帮帮场子，南京除外。”而南京队更是铆着一股劲儿，去年江苏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对抗赛上0∶1输给了苏州，这一次不仅要捍卫“一哥”的尊严，更要一雪前耻。南京文旅也放话：“输谁都可以，绝不能输苏州，赢了苏州，后面全输都行。大闸蟹烹饪教学。”“梗”在其中作为联结比赛与群体的通用货币，生产与消费着“苏超”中的各种文化意义，建立起圈层式的集体认同体系。圈层是以情感、利益、兴趣等维系的具有特定关系模式的人群聚合。“梗”是“苏超”圈层中的话语标签，也是城市身份确认的符码。抢购“苏超”门票观赛是获得物态化的符号象征，消费“梗”是作为城市狂欢的入场券，在行为之中建构着区域化社会关系，这两种方式都旨在塑造文化共同体，而其门槛都具有整体性认同意味。

4 结论与讨论

综上，“苏超”作为极具地域性以及高民众参与度的非职业化城市足球联赛，呈现的不仅是一项体育赛事，更是一种社会制度、集体情感与文化机制交汇的社会现象。其现象级社会影响的发生并非偶然，可以理解为现代体育制度与城市文化逻辑深度融合的结果。本文围绕制度设计、文化展演、媒介实践以及情感认同等相关维度展开，揭示了“苏超”在推动现代城市文化转型、塑造地方性认同的同时激发公众参与并凝聚社会的巨大潜力。作为文体旅商一体化战略的具体实践，“苏超”不仅再造城市空间下的体育生命力，更依托其中的“玩梗”等仪式性文化实践，构建文化共同体。

“苏超”现象可以作为观察城市治理、文化消费与社会联结再生产机制的有力切口，将研究视角转向关注群体的文化能动性如何构建以及大众体育实践的制度创新如何落实。“苏超”作为体育场域、媒介场域与地方政治场域的交叉地带，可以成为推动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转化的具体操作空间。一方面，“苏超”中设置的“一城一主场”、低门槛准入机制以及“苏超”参与中的群体“玩梗”行为显现了去等级化的文化实践方式。这种对现代城市个体能动性的内在激活，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吉登斯关于“反思性现代性”中个体自我认同不断建构的命题。另一方面，“苏超”塑造的集体狂欢构建的是一种基于竞争与合作双重关系的地域认同网络，以此产生的文化共同体不仅是一种对地方性认知图式的再显，更是对地域内多元文化的组合重构。

无可否认的是，体育运动已经是当今世界体现城市现代性表征的主体性存在。以笔者之见，“苏超”元年前三个月的实践，从市民参与的情状可以窥见其引发了大众对体育运动及其文化属性的高度认同，极大地改进了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在体育生活化的路径上引发出更多值得深究的社会话题。对“苏超”这一经验田野的聚焦，昭示着一种新研究视角，即从体育运动实践中寻找“城市社会性”与“共文化主体”的具体表达。这一视角可以作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整合与社会想象的关键入口。

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概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科技及生态等多个领域的系统性变革。“苏超”作为新型文化系统创新的典型样本，构建起足球文化、社会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三维融合体系，这也正是现代化社会文化建设的江苏实践。体育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内容，不仅是拉升经济新动能的动力机制，也早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苏超”作为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实践场，其背后更具深意的文化结构与制度逻辑有待探索。“苏超”模式能否具备区域外的推广价值，是否能够反哺职业化体育发展，也值得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