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英镑买下切尔西，再1700万卖给阿布，到底谁亏了？

照世俗逻辑来看，足球新经济或许显得十分荒谬，像一艘疯狂转动的巨轮，现金流不断增加，却未产生任何利润，只养肥了一小群高度专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足球的听阅人数和入场人数证明了现代足球带来的表演大受欢迎，到头来这才是它存在的目的。

不少评论者认为，先不提社会公益或经济效益，真正有问题的是这个新的商业模式所形成的两股潮流：一是足球界负债和破产的情况不断增加；二是比赛势均力敌的程度持续下滑。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当企业持续亏损，免不了会负债累累。英格兰足球债务重重，根据欧洲足联调查，2008年光是英超就占了欧洲所有俱乐部债务总额的56%。2010年，英超俱乐部的净债务总计26亿英镑，最高曾在2008年达到了33亿英镑。同一时期，英冠俱乐部总计负债9亿英镑。苏格兰足球的经济规模较小。苏超只有12支球队，但多数赛季也只能勉强收支平衡。到了2009年，所有俱乐部累积的负债已超过一亿英镑。

负债本身并不是一定的坏事。端看负债的原因以及债务金额，以阿森纳为例，用合理利率贷款兴建新球场，换取更高的盈利能力，这就完全合乎逻辑。有钱老板提供的优惠贷款（超低利率或零利率，且没有抵押法拍的风险）看在没有那么幸运的俱乐部眼里或许是不公平的竞争，而且俱乐部命运全掌握在一人手里的财务情况。但纯就理财而言，还算可以接受。富勒姆、切尔西、纽卡斯尔联和曼城队都实质受惠于这种借贷形式。曼联的例子比较特殊，他们的债务源自于融资并购。新东家买下俱乐部后，将自己的借款列入俱乐部的资产负债表中一并计算。这种做法的确很冒险，但毕竟还是一次性负债，只是金额庞大。

上述例子之外，绝大多数俱乐部之所以负债，都是因为长期开销大于收入，连年亏损形成债务。而大部分商业债务累积，通常会导致三种结果：被竞争对手收购，内部彻底重组，或是宣告破产。收购在足球界从来不会发生。俱乐部买下另一支俱乐部没有任何意义。它是要购买什么球员吗？但不必买下俱乐部，本来就能买球员了。何必支付双倍薪资，却还依然维持相同的阵容？收购俱乐部或许可以得到一座球场，这是资产没错，但买家肯定自己就有了。就算没有，对手球场的所在地位置不同，原本的客群更不可能继续来捧场。

内部重组是一个可行的选项，通常伴随着大幅度削减开支。具体来说就是降低球员薪资，以及出售球员及球场等资产。如此一来，老板就能设法稳定俱乐部。虽然在联赛的排名会滑落，或者直接跌落到较低级别的联赛。只不过这种方法不太受欢迎，有时候也不一定管用。大幅删减开支很可能使俱乐部陷入收入下滑的恶性循环，反而没有减少债务。阿兰-休格执掌热刺队，是少数真正具有成本意识的管理典范。这段期间内，他设法缓解巨额债务，拒绝超支，结果换来财务稳定和绵薄获利。但代价却是，十年来热刺队的联赛排名只在中游起伏，深深打击俱乐部的自我形象与球迷的期待。姑且不论成功与否，这也是一种与足球界充斥着天真乐观心态抗衡的策略。

反而，宣告破产则证明是一种显著有效的商业策略。俱乐部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公司，并不会因破产而消失。尽管自1923年以来有超过一百件破产托管案例，但97%的英格兰俱乐部依然存在，其中85%仍然在足联体系中。总清算的例子确实十分少见。俱乐部与债权人达成协议，消除大部分债务后，立刻就以新实体的身份重新回归业界，不止沿用旧队名，也继续使用原来的球场。因为到头来，一支俱乐部的资本不就是俱乐部所体现的一套复杂交织的故事、记忆、传统和历史吗？在忠实于球队——忠诚到一支球队挂有这个名字，就会花钱去看——的人眼中，再多赤字也都无法削减或抹杀俱乐部的价值。整体而言，破产协议对其他俱乐部也很有帮助。在足球债权人条例（Football Creditors Rule）下，其他俱乐部是破产俱乐部的优先债权人。破产俱乐部必须先将球员和转会费全数偿清，然后才把所剩的财产分给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RC）、俱乐部供应商、或者甚至是如圣约翰搜救队（St. John’s Ambulance）等志愿者团体。实际上，破产协议对于负债累累的俱乐部来说太好用了。英格兰足联不得不对破产托管的俱乐部祭以罚款，并扣除其联赛积分，以遏制这种风气继续增长。

破产在英格兰足球界并非新鲜事。第一次大战前后，俱乐部破产是家常便饭。到了1930年代，经济萧条不断持续，宣告破产的俱乐部更多。二次大战战后时期，破产相形罕见，只有两家俱乐部在1960年代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1980年代中期，清算令（Winding-up Order）的发布次数再度增加。1984年到1994年之间，有十来个，然后数目不断上升。1995年到2002年，另外27家俱乐部宣布破产，单一年度就有11家俱乐部遭受托管。接下来的十年又有30多家俱乐部资产放水流，其中一些诚然已是第二次面临托管。

足球界的破产案例中，约有一到二成原因包括犯罪或欺诈行为。由于针对足球俱乐部的财务和法律规范极其薄弱，对推销商和骗徒极具吸引力，易引起经济犯罪，包括诈领保险金、洗钱、土地交易诈财和明目张胆的盗用公款。举例来说，埃斯特城（Exeter City）、巴罗队（Barrow）、维瑟汉姆（Wrexham）、约克城（York City）和唐卡斯特流浪者队（Doncaster Rovers）的破产，究其根本原因都可发现这一类经营手段。

另外八成的破产案例则一样源自于老问题：收入太少，开销太高。往往又因为赛事长期表现不佳，形成收入和观众入场人数连带下滑的恶性循环。原已十分脆弱的俱乐部这时候对于环境的剧烈变化和冲击特别敏感。一点儿变化和冲击就足以将俱乐部逼入绝境。2002年到2003年的破产潮就是一例。短命的付费电视公司ITV数码频道当时与英格兰足联签约，承诺三年间支付3亿1500万英镑。许多原地死命苦撑的俱乐部正是因为能固定收到合约金，才得以勉强经营下去。但该频道公司在2002年倒闭，后继的电视台合约金额只有先前的1/3不到，给这些俱乐部的预算留下了巨大的缺口。

然而，不论是金融犯罪或外部震荡都无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财政脆弱的球队最终被逼入绝境。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英格兰足球界如今不平等的情况更严重了。随着各级联赛的财力差距逐渐拉大，晋级的利益和降级的代价也加倍放大。直至今日，俱乐部关注晋级多过于降级。比起悲观心态，足球界强烈偏好乐观主义，到了几近强制的地步。因此越来越多俱乐部不惜冒险借钱投资——实际上就是赌博——赌下一个赛季晋级或者在英超多留一个赛季，以连带收获另一笔可观财富。

自2002年起，引起最多关注的破产现象是许多中等级别规模的俱乐部，降级跌出英超后，从此一蹶不振。布拉德福德是公认的典型案例。某一年在英超末轮惊险保级以后，俱乐部主席陷入了后来所谓的六周狂热（Six weeks of madness），砸下重金贴补球员。薪资账目突破天际，但俱乐部付出巨额薪资所组成的阵容并不协调。球员既无向心力，也缺乏决心帮助球队继续留在英超，很快接连而来的就是一再降级和破产托管。不过布拉德福德城队并未因此消失，实际上俱乐部还依托还清债务，东山再起，打进了2013年联赛杯决赛。托管和破产确实是造成动荡的推手，最严重的可能会危及俱乐部的存亡，虽然很少演变到这种地步。这种事浪费人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俱乐部的小广告商和志愿部门（Volunteer sector）债权人来说，更是卑劣又不公平。然而现代足球的胃口不断扩大、难以满足。在缺少一个大于以往的规范框架的情况下，这些事是无可避免的结果。

新经济秩序对于运动赛事的冲击当中，最令人费解的或许是强弱悬殊的问题。由于薪资水平是决定球队表现的重要因素，而英格兰足球的经济结构又在联赛之间和联赛内部形成严重的不平等。这是否表示足球比赛不论是单场比赛或是联赛本身的整体排名，都变得更容易预测，因此不那么有趣了呢？某种程度上讲，这是技术和统计的问题。许多计量经济研究探讨过这一点。有些根据单场比赛的统计数据，发现主场优势逐渐下滑，更多的比赛变得难以预料。另一方面，有些研究则针对整年度分析联赛排名前五的俱乐部取得的积分占有多少比例，新晋级俱乐部拿的比例又是多少。两者的数据都显示，分配不均和实力落差的程度在194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相对稳定，但却在近20年来剧烈扩大。

从一个赛季的排名结果和夺冠次数来说，英超似乎明显是一个由少数俱乐部独占的赛事。从1992年到2004年，只有三支俱乐部拿到过冠军：布莱克本流浪者一次，曼联八次，阿森纳三次。2004年到2014年，曼联继续维持领先，赢下五次冠军，加入夺冠行列的还有切尔西三次和曼城两次。二十一个赛季却只有五个不同冠军，其中一支俱乐部独领风骚，这其实和利物浦称霸的年代（1970年至1990年）没有太大不同。当时利物浦拿下11次联赛冠军，剩下几次分别由六支俱乐部瓜分，包括阿森纳、埃弗顿、利兹联、诺丁汉森林、德比郡和阿斯顿维拉。

一般认为，球迷和观众应该会对比赛毫无新意的结果感到厌倦，从而厌弃这项运动。然而至今所有证据都恰恰相反，比赛进场人数、电视收视率、广播收听率和新闻消费量全部指出英超这个高度不平等、阶级分层严重的联赛，人气旺得不可思议。而且就严格的计量经济学角度而言，强弱差距越是悬殊，全世界似乎越是爱看。足球大众的品味很显然还比经济学家至今认为的更加复杂且多元。

事实上，旗鼓相当或强弱悬殊的比赛，球迷都很喜欢。前者可以预见会是一场不分上下的激烈较量，不到最后几分钟精彩关头不会决定胜负。后者提供的是小虾米对抗大鲸鱼的戏码，有机会看到强队落难和灰姑娘翻身。重点在于球迷们喜欢有故事的比赛。夺冠虽然是一段重要高潮，但并不只有它能让人热血沸腾。英超在这两个十年中已经大致分为三或四个同时进行的竞争：领先集团争冠上游，为了欧冠资格奋力拼四；中游一团混战，以争取次级欧洲联赛资格，虽然报酬和光环还不及欧冠；然后是一个一连串车尾队伍的保级大战，各队差距往往极其相近，比争冠抢分还要有戏。

只有少数俱乐部会实际赢得冠军，紧追在后却始终无冠的挑战者固然恼火，但这项事实对于英超整体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英超或其实整个职业足球都一样，不是一口一个的消费品，也不是实践公平分配原则的练习题，而是如同戏剧或故事一般的体验。曼联扮演着魔王般的角色，这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曼联的客场比赛可以如此受到其他球迷欢迎，票价又能如此昂贵。

但凡超长的连续剧，也都少不了要有一群坏人。曼城和切尔西队除了在赛场带来激烈竞争，还化身为财大气粗的暴发户，充实坏蛋名单。事实上，现代足球层次丰富的比赛提供的与其说是连续剧情，更像是一部民俗小说：富人与名人愚蠢举债，激烈恶斗；常年受苦的中产大众和失望的英格兰中土穷人怀抱希望辛勤工作，远大的抱负却很遭挫折；较低级别的联赛中足有一大群乡下地方的小镇居民，永远被中央排出在外，活在自己的小宇宙里。这是一个阶级分明的世界，而且分层越来越明显。阶级流动日益罕见，也益发困难。可这个世界却还相信自己代表普罗大众，只要公众依然喜欢看球赛，反映社会现状的英格兰足球日渐扩大其强弱差距，这就不会是经济上的弱点，反而是一大优势。

这是一个企业家和具有商业头脑的现代足球教练打造而成的荒谬世界：发展繁荣造成分配不均；成长却没有利润，破产也不会倒闭；竞争空间日益狭隘，但越不公平却越引起人们注目。如今他们又更进一步，豪门球队中推动这场经济改革的关键人物纷纷变卖财产兑现。1990年代初，艾文-斯科勒与热刺队陷入财务危机，被迫将俱乐部卖给阿兰-休格，错过了随后的淘金热。曼联主席马丁-爱德华兹（Martin Edwards）花费近20年，想方设法要把他父亲路易斯-爱德华兹（Louis Edwards）积累的财富变卖脱手。小爱德华兹在1991年出售一部分俱乐部的股份，1999年又想将剩下的股份卖给天空卫视，但遭到垄断与兼并委员会（Monopolies and Mergers Commission）阻挠。到头来，委员会其实帮了他一个大忙，因为在此后的四年，他将股份卖给了其他投资人，卖到了更好的价钱，让他卸任时带走了大约一亿英镑的利润。

不过，说起将俱乐部榨干到一毛不剩，曾出任纽卡斯尔联队主席的约翰-霍尔爵士（Sir John Hall）和谢普家族（The Shepherd Family）才是真正的专家。从1997年到2005年，尽管纽卡斯尔联盈利微薄且整体亏损，但他们拿到的股利合计就有近2000万英镑，薪水也领得毫不手软。霍尔的儿子道格拉斯-霍尔（Douglas Hall）和弗雷迪-谢普（Freddy Shepherd）出任董事，薪水分别是5300万英镑和4700万英镑。此外，两个家族都有许多成员出任非常务董事，领取优厚的薪资。霍尔更早自1998年就开始出售股份，赚入超过5000万英镑。谢普家族后来被迫将手中的股份卖给了新东家迈克-阿什利（Mike Ashley）又入袋3000万英镑。他们两家各自只花了几百万英镑买下俱乐部，前后却一共从俱乐部榨取了1亿4500万英镑。

由于证券交易所提出精确评估，不看好足球的长期获利能力，除却曼联不算，多数爱德华时期就存在的大俱乐部股东都无法在公开市场出售股份。将手中的一只股票化为财富想让足球值钱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到愿意出资的人或企业，不考量资产回报率，纯粹把买下的股份当成投资一种全球可见的地位和影响力。英超各俱乐部主席这回仍该庆幸，这些正好是全世界的超级富豪——美国的亿万富翁、后共产时代的寡头政治家族、中东王室家族和亚洲的工业巨子——都在追求的东西。

1983年，大卫-戴恩（David Dein）只花了29万2000英镑就买下了阿森纳队16.6%的股份。2007年，他将这一批股份卖给乌兹别克出生的俄国富豪阿利舍尔-乌斯曼诺夫（Alisher Usmanov），索价7500万英镑。肯-贝茨（Ken Bates）取得的报酬率更高。他在1982年用1英镑买了切尔西队的股份。到2003年，俱乐部连同巨额债务一并卖给罗曼-阿布拉莫维奇（Roman Abramovic）时，贝茨赚回了近1700万英镑。这一波外国亿万富翁入主英超的风潮，令富者恒富。2006年，特伦斯-布朗（Terence Brown）将他在西汉姆联队的股份卖给冰岛的投资者，获利3500万英镑。在此之前，他在俱乐部内靠薪资、退休金和各项费用，一年可收入百万英镑。道格-埃利斯（Doug Ellis）初掌阿斯顿维拉就发了大财。俱乐部当时股价上涨，埃利斯在天价高点抛售股份，赚得4000万英镑。股价大落之后，他改变策略，任职主席兼董事，坐领优厚的薪水，分给自己大量股份，然后再以超过6000万英镑的价码将整家俱乐部卖给了美国亿万富翁兰迪-莱纳尔（Randy Lerner）。

至少莱纳尔还算人品不错。相形之下，有些老股东把俱乐部卖给了更不妥的新东家，借以赚取更多的钱。2007年，曼城的老板收了8000万英镑，把俱乐部卖给流亡海外的前泰国总理他信（Thaksin Shinawatra）。长期持有利物浦队五成股份的约翰-摩尔斯（John Moores）将俱乐部转卖给美国土豪汤姆-希克斯（Tom Hicks）和乔治-吉列（George Gillett），赚了9800万英镑。足球新经济不乏各种光怪陆离甚至丑陋无比的情节，其中最奇特的发展是这些本来只是维多利亚工人阶级团体的俱乐部以及旗下复杂的运动文化，竟然会成为全球新富豪竞逐的对象。而从中赚到最多钱的居然是那些侵占俱乐部公款，然后满不在乎地将俱乐部脱手转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