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踢一场种族竞赛，少数种群不再独行

“米尔沃尔球迷在低看台发出种族歧视辱骂的次数多的不得了，黑鬼东，黑鬼西的，还会唱猴戏。我站的地方离伊恩不到一米半，我看看球迷，再看看伊恩，伊恩只是耸耸肩。这时候我听到有观众说：‘不是你，托尼，不关你的事，我们在说赖特。’我心想，他们看我的时候是不是只穿了一件蓝色球衣？他们难道没有看到我的肤色？还是我把球衣穿在了头上？”托尼-惠特（Tony Witter, 1965 -）

托尼-惠特的困惑

事情要从1991年的英格兰米尔沃尔说起。若非加勒比海黑人罹患思觉失调的几率，事实上比同龄白人男性高出许多，这起事件几乎会让人想笑。这也正反映出1990年代初英格兰足坛种族身份与归属感问题的复杂难解。惠特和赖特这一代黑人足球运动员，大多出生在英国的移民家庭，过去20年努力打进英格兰职业足坛，如今已占了各级联赛球员人数的1/5。这是黑人族群之间社会流动最大的成果，何况是在一个经常公然歧视种族的背景下实现的。

托尼-惠特能在米尔沃尔获得接纳，即使只是微小的崇拜，仍然格外令人惊奇。因为不论俱乐部或米尔沃尔当地社区，常年以来一直都是城市白人劳动阶层筑建起的壁垒。讲好听是团结一心，讲难听就是仇视移民。鉴于此，惠特象征着一个黑人群体可以采用的策略：靠天赋和后天养成，加上熟谙白人劳动阶级在城市街头和职业足坛、更衣室表露出的文化规则，以此弥补差别的待遇。他以“穿上球衣”自豪，踢强壮粗硬的足球，因此能在足球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在这里，阶级、性别与地缘关系的凝聚力更胜过种族差异。

如果惠特代表的是种族融合的一种模式，那伊恩-赖特（Ian Wright）呈现的就是另一种策略，一种因为天天都得直接面对冲突而诞生自街头的策略。他是更典型的加勒比海黑人，生长在传统由工厂和市政府员工构成的工人阶级大本营。在这里，城市青年为了争夺空间和地位，过去会依照种族分党结派，发起冲突。但现在，因为同样经历过警察镇压、城市暴动，还有跨文化地区靠音乐、俚语、流行时尚和娱乐性药物促成的社会融合，冲突被新生的友谊和同盟关系给缓和下来。

赖特不是中场苦力或高壮的后卫，他是百分之百的伦敦飞毛腿。满口白牙，脚步敏捷，衣着光鲜，像要上电子舞厅，没人能唬住他。他在水晶宫才三个赛季就进了超过一百个球，米尔沃尔球迷或许因此拿他当箭靶，但他在水晶宫却深受爱戴。惠特的黑肤色在米尔沃尔被假装看不见，而赖特的黑肤色在水晶宫却代表了朴实可靠。一名白人球迷就说：“我们有自己的一群黑人球员，把水晶宫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想到这些年轻人都曾经在图斯山街（Tulse Hill）上我就很高兴。我说不定和他们上过同一所学校，真是余有荣焉。”另一名球迷说道：“我常觉得很骄傲，我们水晶宫有着六位黑人球员。而且黑人很酷，我记得一次看球员热身，广播员说：‘接下来赖特点播了这首歌。’那是一首雷鬼，当你看到赖特跟着起舞，我心里忍不住觉得，真是太酷了。”

但即便是在这里，黑人球员的处境依然吊诡。就像米尔沃尔球迷可以一边欢唱“一起走，一起唱，走在惠特的青云上”，一边又排山倒海的辱骂赖特。水晶宫也一样，虽然俱乐部有这么多重要的黑人球员和新晋的黑人球迷，白人球迷也对黑人有跨文化的认同，但俱乐部主席诺斯却还是会在全国电视上不知廉耻的说：“黑人球员为俱乐部带来很多技术和才能，但阵中还是需要白人球员来调和调和，替球队添一点头脑和常识。”不只在英格兰足坛，加勒比海黑人也逐渐在社会中找到或划定自己的位置。少数人能陶醉于目前的处境，但更多人发现自己很难安心，甚至受到威胁。而绝大多数人仍戴着一副备受无知与偏见扭曲的镜片检查整段历程。

发生在球场上的变革

20多年后，从英格兰足球的发展看，种族关系的发展不再只是社会学家做的事。这个概念现在也蔚为主流。我们喜欢说这样的故事给自己听，说这个国家在撒切尔政府下台后经历了多少变化。至少足球从1991年开始已经有所改变，从前那些犬吠的球迷和耍猴戏、丢香蕉的举动，经历过一波波貌似成功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后，已经被逐出了全国的足球场。常年绕着足坛找麻烦的极右派发展也受到阻挠。无法想象，有哪支英格兰球队少了一大群黑人和混血球员还能成立。更广的文化亦如是，公然的种族歧视行为不只有罪，社会普遍也无法接受。从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到英国民族党，乃至于英格兰守卫联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简称EDL），极右派政党虽然忙于参选，但犹未有任何重大胜选。认为英格兰人或英国人纯粹专指白人的想法，每过一年都显得越不可理喻。

2012年，内阁文化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甚至说：“我们能迈进一大步，改变对于种族歧视的态度，一大原因在于足坛的改变。”足球不再只是隐喻或道德示范，反倒似乎是一种关键因素，影响了大众对于人种和种族出身的态度。亨特这些话语带着警告，旨在回应英格兰国家队和切尔西队长约翰-特里所引发的公愤。摄影机拍到约翰-特里在比赛中对女王公园巡游者的安东-费迪南德（Anton Ferdinand）大吼“你他妈的黑贱货”。这一起公然的种族歧视事件反打了民间的足球与种族论述一巴掌，对政界与足坛精英都造成严重伤害。连卡梅隆首相都感到有必要针对运动界的歧视问题召开一天的内阁会议。

实际上在官方的版本里，足球与种族政治的关系从来不过是片面的故事。这并不是说我们在理解当代英国的种族与认同问题时可以跳过足球，也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过去发生的巨大转变感到自豪。只是我们也必须对自己说些不一样的故事，比较复杂但也比较公允的故事。这些故事比“疾风世代”*的球员出现得更早，要从20世纪初一小群在英格兰踢球的外国和本国黑人球员以及新犹太种群的足球生涯开始说起。在常见的论述当中，第一代英格兰黑人球员和球迷遭遇的种族歧视，总是被草草带过，因为足球界常年以来总是把歧视行为与足球流氓轻易画上等号，球场内外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反而遭到忽略。也不是常常有人记得，黑人球员要自我平抚多少自尊心。

译者注：1948年颁布的英国国籍法，赋予所有大英帝国联邦国民以英国公民身份，使其有权入境并定居英国本土。以牙买加黑人为主的一群加勒比海群岛居民趁此机会搭乘帝国疾风号邮轮（Empire Windrush）移民伦敦。因此，这一批人被称作“疾风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

球员种族融合的故事，与其后球迷群中的转变当中，还完全忽略了俱乐部老板、教练、行政人员和播报单位的角色，不论以个人或组织的身份皆然。现实社会里，是史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用一条命当代价，才有迈克尔-弗森法官在调查报告中点出英国体制核心的制度性歧视。足球自称领导改变风潮，其实也是社会变革的结果。这十年来，球迷行为的转变尚且比不上足球教练、行政单位与经济精英的革新。群众公然歧视种族的声音能安静下来的代价是，其他形式的刻板偏见和歧视受到了宽容。

足球是向来也与大众对战后移民浪潮的历史记忆保持一致，因此较为看重疾风世代加勒比海黑人的移民经验，忘了还有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东亚的移民。职业足坛看不到亚裔英国球员，也间接强化了这一点，只是足球史并未因此完全反映民族历史。亚裔英国职业球员迟迟未能出现，亚裔业余联赛和足球球迷团体受到了围困。还有恐伊斯兰政党英格兰护卫联盟现迹足坛，这些都有必要纳入足球史之中。就算这样，我们也只是在弥补错过的时光，因为亚洲移民虽然在1970到1980年代达到高峰，却比不上21世纪的新移民浪潮。一方面，足球界和经济市场一样，从全球招募到大批能力高、薪水也高的海外劳动力。另一方面，则有来自索马里、西非和东欧的难民与经济移民。足坛与全国同样才刚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存在。

“帝国一家亲”

十九世纪末，体育运动在英国的帝国霸业中地位暧昧。一方面，运动是帝国统治的重要工具。作为公立学校、牛津剑桥和军官学校的重点科目，体育运动培养出千锤百炼的强健体魄和精英的团队精神。这是一名将来要统治帝国的强壮基督教绅士不可或缺的条件。驻苏丹行政单位在牛津剑桥的运动好手之间特别受欢迎，在外交部还被称作“蓝衣人*统治的黑人土地”。另一方面，运动也是笼络殖民地百姓最有力的工具。在埃及、黄金海岸、南非和印度，足球都从军人、教会事工和官员，传到了地方士绅、志愿兵和教会学校的学生脚下。一起运动是文明教化任务的一环，为“帝国一家亲”提供具体示范。大伙是一家人，没有谁强娶豪夺之事，但家族里有地位高低之分。

译者注：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间最悠久的运动竞赛是赛艇对抗赛，双方选手均穿蓝衣，牛津为深蓝色，剑桥为浅蓝色。因此，“蓝衣人”即指两校的精英。

足球比赛创造出一段时间，至少在90分钟里，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可以在等同于法律的规则下公平较量。虽然竞技实力还是偏向英国这一边，但至少在赛场上可以公开挑战殖民霸权。本土的大群黑人人口并未构成妨碍，种族优越论带给英国超凡的信心，英国足球并不害怕来自殖民者地的挑战，也不觉得有必要像美国的棒球那样设下肤色限制。事实上，足球证明自己具有够高的流动性，若能进入教会、军队和教育体系等跨帝国机构，异族通婚生下的男孩也能成为英国足球首批黑人球员。

安德鲁-沃特森（Andrew Watson）就是苏格兰与牙买加混血的孩子，父亲是农场主，母亲是一名加勒比海黑人女性。他出生在圭亚那乔治城，但是被送回母国，在拉格比工学（Rugby School）和格拉斯哥大学接受精英教育。1880年代早期，他替苏格兰一支颇具声望的业余球队女王公园队（Queen’s Park FC）披挂上阵，也出任俱乐部秘书，并在对阵威尔士和英格兰的比赛中担任苏格兰国家队队长。

亚瑟-沃顿（Arthur Warton）同样是异族通婚子女，出生在当时黄金海岸殖民地的首都阿克拉（Accra）。他在1880年代来到英格兰接受卫理公会传教士的训练，最后却跑到了当时首屈一指的职业俱乐部普雷斯顿当守门员。十年后，开罗的富家子弟哈桑-黑格齐（Hassan Hegazi）被送到英格兰读达利奇公学（Dulwich College）。1913年，他在富勒姆当前锋时厮混了一年，又替米尔沃尔踢了几场比赛，然后进入剑桥大学读历史和阿拉伯文。相较之下，沃尔特-图尔（Walter Tull）来自社会光谱的另一端，牙买加父亲和英格兰母亲双双过世之后，就在伦敦贝夫诺格林区（Belthnal Green）的保育院长大。对图尔来说，足球和军队都是阶层流动的管道。1909年，他先是在热刺队踢球，后来转到北安普敦队。一次大战爆发时，他追随许多职业队队友的脚步，加入英军特色的第一足球营（1st Football Battalion），在军中升为中士，参加过一战阵亡最惨烈的索姆河战役（The Battle of the Somme）。1917年，他以英军第一位黑人军官的身份重返意大利前线，1918年3月在西线战场阵亡。

没有史料记载沃特森或黑格齐的足球生涯中遭遇过种族歧视的言论，两人都在精英足球圈悠然自得。沃特森成为贵族业余俱乐部科林蒂安人队（Corinthians FC）的一员，黑格齐在剑桥大学踢校队。沃顿和图尔则没有那么幸运。1887年一场足总杯大战前夕，《运动日报》（Athletic Journal）认为让沃顿守门是给普林斯顿拖后腿，问道：“黑仔是不是脑袋太钝，竟然以为乌鸦也可以当守门员？”1896年，沃顿随队来斯达利桥流浪者（Stalybridge Rovers），地方报纸评论道：“普雷斯顿俱乐部网罗了一个真正的黑鬼，就是当年把手北境要塞（North End Citadek）的黑仔。”图尔最为人知的遭遇是在1909年替热刺出战布里斯托城时被喝倒彩，“观众里有一群孬种用比鱼市场上还低俗的语言攻击他”。

在艾希顿大门球场这次或许还是一小群观众，到了战后艰苦失业的消沉年代，报纸漫不经心的种族歧视言论和球迷下流的辱骂激起的却是暴力浪潮。1919年夏天，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陆续爆发种族暴动，从卡迪夫和利物浦，到南希尔兹（South Shields）和伦敦，都有白人暴徒恶意攻击这些港口城市的小型黑人与华人社区。

犹太人不再是病夫

战前世代虽然成就斐然，但他们多半是帝国精英迁移的产物，而不是初来乍到的劳动阶级移民社区向上流动的结果。要分析后者，必须转而讨论犹太人的经历。19世纪晚期，一群阿什肯兹犹太人（Ashkenazim Jews），多半是贫困的工人与农民，逃出俄国的集体迫害来到了英国，也打乱了英国的赛法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社群常年以来富裕而宁静的生活。英格兰的犹太精英被这些人的落后和强烈的外来感吓了一跳，于是发起了一个集体英国化的计划。

还有什么能比投入运动，尤其是足球运动，更有英格兰气息呢？随之兴起的男童军、青年社团和犹太运动团体又进一步受到健壮犹太人主义（Muscular Jew）强化。这些新流行的观念发展自中欧，是一种民族认同，拒绝世人老把犹太人想象成虚弱书生的刻板印象。紧接下来是草根犹太足球队的蓬勃发展，犹太拳击手崭露头角，还诞生了一批犹太职业足球运动员。路易斯-布克曼（Louis Bookman），立陶宛裔的爱尔兰犹太人，在一战前效力于布拉德福德城队。列斯-哥德堡（Les Goldberg）则是犹太运动复兴时代的代表人物，效力于利兹联队，同时也是二战英格兰16岁以下代表队的第一个犹太人。他亟欲摆脱过去，也敏锐观察到英格兰文化中轻微的反犹主义，因此改名为列斯-冈特（Les Gaunt）效力于斯文登城（Swindon Town）直至生涯结束。

运动移民的起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有色人种球员有两股溪流注入足球主流。一是帝国末年迟居英国的有色人种族群中的混血后代。他们的社区规模虽小，但已永久定居。二则是从大英帝国旁原殖民地带来的运动移民。足球在当地已经成为大受欢迎的项目。杰克-莱斯利（Jack Leslie）有牙买加父亲和英格兰母亲，他从坎宁城队（Canning Town）发迹，1920年代在普利茅斯展开漫长的职业生涯。苏卫青（Frank Soo）出生于德比郡，1930年代为斯托克城效力，父母分别是中国和英格兰人。罗伊-布朗（Roy Brown）同样出生在斯托克城，1940年代开始在家乡的俱乐部球队踢球，双亲各是英格兰人和阿尔及利亚人。查理-威廉姆斯（Charlie Williams）1920年代在伯恩利出生，从地方的矿工球队一路踢进唐卡斯特流浪者队。他踢球超过十年，后来开创新事业，成为成功的脱口秀演员和电视猜谜节目主持人。托尼-柯林斯（Tony Collins）的足球生涯甚至更长，他踢了15年的球之后，当上英国足坛第一位黑人教练，于1960年到1967年间执教罗奇代尔队（Rochadle）。

殖民地移民的例子较少，也比较不顺利。阿尔弗雷德-查尔斯（Alfred Charles）在1930年代替西印度群岛板球队的明星李瑞-康斯坦丁（Learie Constantine）当球童，与球队一同从千里之外漂洋过海而来，后来留在了英格兰，流浪过多家俱乐部，在南安普敦有过一次先发机会。穆罕默德-萨利姆（Mohammed Salim）是印度1930年代的足球好手，在加尔各答的伊斯兰教徒运动队（Mohammedan Sporting Club）司职前锋。在一个已经落脚英国的表亲的帮助下，他虽然光脚踢球，还是成功通过凯尔特人队的试训，于1937年加入凯尔特人队，一直到返回母国。埃及的也不断为英格兰供应青年好手。1920年代初有图法克-阿卜杜拉（Tewfik Abdullah）效力于德比郡和考登比斯（Cowdenbeath），1930年代有穆哈马德-拉提夫（Mohammed Latif）替格拉斯哥披挂上阵。战后，他们依旧是少数。阿尔及利亚的泰斯里姆-巴洛冈（Teslim Balogun）短暂呆过彼得堡联队；伊拉克的尤拉-伊沙亚（Youra Eshaya）经由中东的英国皇家空军，来到布里斯托流浪者；来自牙买加的有1950年代效力于凯尔特人的吉尔-希朗（Gil Heron），以及待过米德尔斯堡和曼菲斯尔德的林迪-德拉芬哈（Lindy Delaphenha）。

战后时期犹太社群开始缩减，或与其他种族通婚变得世俗化，或是随社会阶层流动，职业球员自然也越来越少，久久的才出来一个。不过那些踢进足坛的人依旧能够反映更大的族群历史。1967年联赛杯决赛为女王公园巡游者队踢进制胜一球的马克-拉扎瑞斯（Mark Lazarus）就是典型强悍的东伦敦犹太人。然而，在伦敦的犹太人仍然是一个逐渐凋零的族群。至于足球生涯极长，当过球员、教练、名嘴的大卫-普利特（David Pleat）则像他很多同代人一样，几乎完全隐藏住自己犹太人的身份。

隐藏对于1960年代的两位最有名的黑人球员而言并不是个办法。南非出生的艾伯特-约翰尼森（Albert Johanneson）效力于利兹联，百慕大人克莱德-贝斯特（Clyde Best）从1960到1970年代中期就在西汉姆联。观众对他们两人的歧视行为比前代更加露骨，他们一持球就会招来嘘声，也常沦为观众戏谑侮辱的对象。约翰尼森尤其老被对方后卫招呼。有一次他向教练唐-里维抱怨埃弗顿队的后卫骂他“黑杂种”，里维却回答：“那你也骂他白杂种啊。”约翰尼森缺少了反呛回去所需要的精神力量，从小在残酷而令人绝望的种族隔离制度下长大，他发现利兹联的更衣室也一样陌生可怕。观众的挖苦和约克郡的冷漠无情太难承受，把他勉强带来的一点自信也给啃食殆尽。生涯最后几年，他已经渐渐开始沉湎于酒精，最终在55岁那年被人发现死在自己的市营公寓里。

为什么约翰尼森和贝斯特在1960与1970年代面对的群观众居然比威廉姆斯或德拉芬哈在1940和1950年代还要恶毒呢？为什么他们不再被视为异国的陌生访客，反倒成了威胁？简而言之，这是因为英国或者说英格兰境内迎来了第一批人数庞大的黑人移民种群。1948年到1960年初，近30万人从加勒比海群岛来到英格兰，另外有大约20万锡克教徒、印度教徒和伊斯兰信众从独立后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赶来。接下来十年，家族团圆，东非的亚裔族群有的被逐出乌干达，有的被吓得逃出肯尼亚，再加上来自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的新移民都让英国黑人与少数族群人口从1940年代末零星的几万人激增到1975年的150多万人。受到亲族吸引力、工作机会和严格的住宅政策压缩，少数族群多半聚居城市，在利物浦、曼彻斯特、南约克郡、西米德兰郡、莱斯特城、伦敦和布里斯托，他们的存在尤为明显。

移民并不是一趟轻松的旅程。纵使获得比在老家更高的薪资和更宽裕的事业，也不过是些许补偿了他人的轻视和制度性歧视。1960年代末，生活加倍不易。当伊诺-鲍威尔（Enoch Powell）在1968年发表“血河”演说（Rivers of Blood Speech），右翼保守党人和英格兰城市里的白人劳动阶层对移民酝酿的不满，终于找到了政治语言。鲍威尔声称，因有色人种的来临，英语基督教国度的未来正饱受威胁。他呼吁不止禁止外来移民，还应该开始将移民遣送回国，否则免不了发生种族战争。

就在贝斯特来到伦敦东区的前一年，码头工人为此上街游行支持鲍威尔。首度替西汉姆联出阵以前，贝斯特收到一张恐吓纸条，“信上说，他们会在我穿越球员通道时朝我脸上泼硫酸，我吓坏了，我大概一辈子没有在场上跑的那么快，那么频繁。”没有人真的朝他泼硫酸，只是贝斯特在大量辱骂下踢了六年球，但他依旧证明了所有对于黑人球员的偏见——说外国人承受不了英格兰的天气、玩笑和球场上的体能对抗，说他们天赋异禀但缺乏纪律，说他们有勇无谋——全部都是错的。贝斯特终于在厄普顿公园球场被当成了偶像，并肩作战的还有另外两名黑人球员，阿尔及利亚人阿德-科克（Ade Coker）和伦敦人克莱夫-查尔斯罗（Clive Charles）。罗恩-格林伍德（Ron Greenwood）执教的西汉姆联因此在1970年代有了短短一阵子成了种族最多元的俱乐部。

贝斯特不只在鲍威尔主义的大本营成了明星，还激励了正力求突围的一整个世代的加勒比海黑人球员。“看到贝斯特，一个黑人，对我来说意义非凡”，一位受访者在最近一项口述历史计划中说道，“我很自豪，身为黑人，我迫不及待希望西汉姆联来到这里，看看我这个大块头黑人也可以踢前锋。这个人是传奇式英雄，看到场上有个黑人，实在是太痛快了。我感觉好棒，看到自己的同胞，我也能说，既然他做得到，那我也可以。”于是从1970年代初期，新一代的英国黑人球员确实证明了他们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