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贵族、亚洲草根、伊斯兰魔鬼？真正的足球不问出处

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以前，英格兰足坛和社会上针对种族出身和种族歧视所制定的文化政策多由加勒比海黑人的经验主导。可事实上，加勒比海黑人早已不是最主要的移民族群，尤其到了2001年，多元族群已犹如一张斑斓的织锦，黑人不论在人口数量或文化层面，都不过是织锦上的一段捻线罢了。随后十年，足球文化开始在许多方面反映出这项转变，偶尔也形成新的文化景观。

“疾风世代”为英国带来了一项新课题

亚洲=草根？

第一位亚裔英国职业球员的出现，替由来已久但少有人知的亚洲草根足球发展做了见证。亚洲球员默默奋斗了30多年，对抗一套特殊的种族偏见。偏见认为亚洲人缺乏阳刚气质，然而英亚混血（Anglo-Asian）的职业球员出现是足球与第一波大英联邦新移民互动的终曲。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布莱尔与布朗首相执政的工党政府时期，足球更详尽反映的是新生成的种族关系结构以及新一波的移民浪潮。

近年来，英亚混血大有超越英非混血的趋势

有超过十年的时间，足球与金融的劳动市场一样，顶层大力招揽全球高薪人才，至于劳动市场底层，如清洁打扫、托儿育幼、工程建造、排班作业和采摘水果的工作，因为薪资和劳动条件很多人不能接受，市场于是向那些愿意接受的人开放。从非法偷渡来的贫困中国农民到祖国加入欧盟后的数百万东欧人民，总是有人愿意做这些工作。不论是足球运动员或水电工，外国人力都促进了布莱尔执政那几年长期的经济成长，但同时也沦为讥讽和仇外的标靶。角色被顶替的白人劳动阶层指控他们把工作抢走，偶尔也施以威胁、暴力和恫吓。

十九世纪就有大批中国劳工前往英国

亚裔英国人在足球界的遭遇向来无关宗教信仰，而取决于种族和肤色差异。2001年“911事件”之后，英格兰北部各工业城镇爆发的暴动改变了这一点。反恐战争（War of Terror）使用的语言和政策，终将演变成国内普遍的恐伊斯兰情绪。2005年7月，英国出生的伊斯兰叫圣战士犯下伦敦爆炸案。经此事之后，恐伊斯兰情绪在足球口号找到了宣泄渠道，场边也出现零星的极右派小团体，由英格兰护卫联盟参杂旧帮派势力和重出江湖的足球流氓，自称为“平民联队”（Casuals United）。与此同时，一种更复杂的新多元文化主义也在足球界冒出一些小迹象。

“平民联队”是英国底层的极右翼势力

1950年代初，第一波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移民包含了锡克教徒、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有旁遮普人（Punjabis）和古吉拉特人（Gujaratis），有高阶种姓的中产阶级白领，也有贱民阶级的农民。英国境内最早几支亚洲足球俱乐部，在1950年代由旁遮普的锡克教徒成立。他们在祖国就踢过足球，移民来的时候也带着自己的社会组织经验，不论是把足球当成社交工具、逃避手段或快乐的来源，都一样需求者众多。球队接连冒出头，例如以布拉特福德为根据地的阿尔比翁竞技队（Albion Sports）、格雷夫森的拿那克宗师队（Guru Nanak）、莱斯特城的苏普纳队（FC Supna）、纳尔逊的巴克联队（Paak United），还有伍夫安普顿的旁遮普联队（Punjab United）和旁遮普流浪者队（Punjab Rovers）。由于既有的球场多将他们摒除在外，他们也无力兴建自己的球场，很多俱乐部只能屈就于城市公园绿地简陋的环境，例如伦敦的哈克尼湿地公园（Hackney Marshes）和莱斯特城的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Park）。与地方白人球队比赛时，公然遭受种族歧视或对手因为潜在的歧视拒绝与他们交手，都是常有的事。

旁遮普联队是英国亚裔草根足球的典型代表

虽然亚洲草根足球队发展兴旺，亚裔族群的人口数起初也和黑人族群相同，后来甚至超过了黑人族群，但在职业足球界，亚裔英国球员依然少之又少。19世纪末有英印混血的杰克与埃迪-考特兄弟（Jack & Eddie Cotter）替沃特福德效力。1950年代西汉姆联有英格兰与巴基斯坦混血的罗伊-史密斯（Roy Smith）。1970年代则有英印混血的三人组，巴德-胡顿（Bud Houghton）、瑞奇-希波拉底（Ricky Heppolette）和凯文-基兰（Kevin Keelan）纵横于低级别联赛。拉基德-辛亚（Rajinder Singh）是肯尼亚出生的印度人，儿时举家搬到英国，年轻时期曾化名罗杰-维迪（Roger Virdee）在狼队和伊布斯维奇有过短暂的球员生涯，之后便搬到了北美。

拉基德-辛亚作为印度裔球员在英格兰闯出了一片天

一直到本世纪，亚裔英国球员才开始成功突围，英印混血迈克尔-乔布拉（Michael Chopra）先是效力于家乡的纽卡斯尔联队，直到转会至卡迪夫城队之后又加盟桑德兰，获得英超上场机会。英格兰与孟加拉混血的安瓦尔-乌丁（Anwar Uddin）效力于达根汉红桥队（Dagenham & Redbridge）。近来更有父母都是亚洲人的球员踢进职业足坛，例如出生于伯明翰城的泽施-雷曼（Zesh Rehman）就是第一个在英超踢球的巴基斯坦裔英国人。

巴基斯坦裔的雷曼效力于富勒姆

亚裔英国球员发展缓慢，部分原因归于板球的竞争，部分则是因为缺少能帮助潜力新星从青训队升入职业球队的人脉管道。但除此之外，亚运族群还必须与帝国的种族人类学理论抗衡。当初这些在英属印度发明的理论，也跟随帝国势力回到了英国。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以后，孟加拉人即一并被拖下水的，大多数印度人不被允许从军，且从此被赋予柔弱无力、卑躬屈膝的官僚形象。当加勒比海黑人男性负责扮演有勇无谋、凶狠危险的角色，被想象成阳刚气质过剩、具有暴力和性犯罪倾向的同时，亚洲男人则担负其软弱无能、奴颜婢膝、体格羸弱的形象。

欧洲人对东亚人的刻板印象

20世纪末的英国足坛，许许多多留言和刻板印象背后其实都藏着这种观念，认为亚洲人不会踢足球，认为他们太矮小瘦弱，经不起对抗，认为他们的饮食不够营养，所以长不高长不壮.比方说戴夫-巴塞特（Dave Bassett）执教谢菲尔德联队时就认为：“亚洲人的体格不适合当足球运动员，很可能是因为亚洲人吃的东西或摄取的营养不够理想。”西汉姆联一名资深职业球员还不假思索说：“亚洲人可能会放着球不踢，停下来祈祷。”虽然随着亚裔球员的进步，这些看法正在逐渐被破除，但现实上，英超俱乐部仍然只有不到1%的球员有亚洲血统。

巴塞特的言论引起了极大争议

世纪交替之际，主流文化与英国亚洲文化之间似乎重新掀起了一阵和解风潮。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到处开始流行吃咖喱，混合北印度和孟加拉风味的英式咖喱。跨界音乐剧的表演形式融合了宝莱坞、邦格拉舞（Bhangra）、嘻哈和电音，广播和电视也各自出现第一波亚洲情景喜剧。整个风潮在大受欢迎的电影《我爱贝克汉姆》里集其大成。片中一名英国出生的锡克少女，替球队踢进了制胜一分，然后拿着足球奖学金逃到了加州。

英国甜式咖喱目前风靡街头巷尾

足球文化中的“反伊斯兰”情结

这种普世大众的消费文化在2001年戛然而止。电视天天报道难民在法国北部海岸的桑加特大排长龙，希望渡越英吉利海峡。民众对非法移民的道德恐慌原本已清晰可见，现在又因此更加凸显。那年夏天，兰开夏的工业城镇爆发示威，起因明显带着种族因素，但这只不过是一场序曲。911伊斯兰圣战士攻击事件后，西方所有穆斯林都开始面临全球性的风暴。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足球界不像是族群融合的竞技场，反倒更像是供人公开仇视穆斯林的舞台。

英国媒体大肆报道非法移民问题

足球文化与反伊斯兰情结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末。当时利兹联球迷常高呼：“鲁西迪支持利兹联，鲁西迪支持利兹联。”约克郡的激进派穆斯林因此焚烧萨尔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的《魔鬼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并故意支持伊朗最高精神领袖柯梅尼（Ayatollah Khomeini），对作者下达全球追杀令。2002年，两名利兹联球迷前往土耳其看球队的欧冠比赛，在伊斯坦布尔遭到一名土耳其人杀害。该起事件使得仇视的态度愈演愈烈。2002年英格兰与土耳其在桑德兰举行友谊赛，部分观众在现场大喊：“死吧，穆斯林，去死。”不少球迷对英格兰北部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族群的敌意，也在2001年夏天各地纷起的暴动中表露无遗。

著有《魔鬼诗篇》的萨尔曼-鲁西迪

奥德汉姆（Oldham）发生街头斗殴事件后，一连几个月骚乱不断。极右派组织多次企图在城内的亚洲人聚居区游行，这些组织包括当时残余（现已解散）的民族阵线，以及新一代的“奥德汉姆平民帮”（Oldham Athletic Casuals）。暴动发生前几天，因为做客的斯托克城球迷挑衅当地的孟加拉年轻人，对方有人以燃烧弹回应，气氛已极度紧绷，隔天又有来自斯托克港、什鲁斯伯里和赫德斯菲尔德城的代表团加入“奥德汉姆平民帮”，他们后来都成为主导城内暴动的核心人物。伯恩利发生的暴动起先只是亚洲人与白人贩毒集团为了争夺地盘在酒馆打架，但旋即引发更大的族群分裂，一发不可收拾。亚洲人通过联络网动员计程车队支持自己的帮派，白人伯恩利球迷则加入了与他们敌对的一方。

“奥德汉姆平民帮”已经成为该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911事件与全球的反弹，暴露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断层。利兹联球员李-鲍耶（Lee Bowyer）和乔纳森-伍德盖特（Jonathan Woodgate）受到的判决，则将英格兰北部的街头冲突推向戏剧性的高峰。

鲍耶与戴尔的内讧让他声名远播

2000年1月，利兹大学的学生萨法拉-奈吉布（Sarfraz Najeib）与弟弟夏萨德（Shazad）和三名友人一起前往位于利兹城市广场的夜店“玛吉斯提克”（Majestyk）。他们刚一抵达，就遇到一名因为被炒鱿鱼而满肚子火的醉汉。双方交谈了几句，过程想必火药味十足，两下就动起了拳头。奈吉布想跑，但攻击者追了上去，醉汉的友人也出脚把他绊倒。纳吉布被殴打到昏迷，两天后才清醒。伍德盖特、鲍耶与友人保罗-克里弗特（Paul Clifford）、尼尔-卡文尼（Neale Caveney）和托尼-哈科沃斯（Tony Hackworth）遭到起诉，并出庭受审。

事件的受害人奈吉布

第一轮连续剧在2001年4月落幕，《每日镜报》刊出一篇访问奈吉布父母的报道，陪审团的意见受到影响，因此要求在2001年11月进行再审。伍德盖特出庭时表现出一副真心悔过的样子，自始至终眉头紧锁，愁云惨雾，足球场上也表现得一泻千里。而鲍耶穿着一身黑衣，表现的吊儿郎当，像个蛮横恶霸。于是，八卦小报开始大做文章，无情检视他的过往，挖出许多种族歧视、嗑药、青少年时期干架的故事。他在法庭上举止轻率，不知悔改，越来越多的压力加身的同时，他在利兹联的表现却似乎向上提升。

鲍耶不止一次上法庭

检方凭借他们利兹联的黑人队友迈克尔-杜贝利（Michael Duberry）的证词提出上诉。杜贝利最初只称队友并未涉入打人，后来又换了一套说法，透露伍德盖特在攻击事件当晚曾对他说：“我们和几个亚洲人打了一架。”球迷各拥其主。在安菲尔德球场，观众用“种族歧视混蛋，天下只有一个”的口号招呼鲍耶。但在自家主场，球迷却用《伦敦铁桥》的旋律称赞扬伍德盖特：“乔尼-伍德盖特是大家的朋友，他恨巴基斯坦人。”到后来，保罗-克里福特担下最大刑事责任，因重伤害罪被判刑6年。伍德盖特和卡文尼触犯公共场所斗殴罪，被判处1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没有人受到种族伤害的控诉。杜贝利、哈克沃斯和鲍耶全都被无罪开释。

杜贝利成为该案件的关键证人

纳吉布遭遇袭事件纵然令人不快，但也只是北部城市的白人青年与亚洲族群之间数千起街头斗殴、污蔑和酒后起口角的一个案例而已。无论如何，当时的种族关系还未受日后反恐战争的语言毒害。把穆斯林和恐怖分子联想在一块，原本已经十分盛行，2005年的七七爆炸案之后，更是强化了大众的想象。2007年，埃及射手米多（Mido）为热刺队披挂上阵，场边迎接他的却是“炸弹客”和“你妈是恐怖分子”的叫嚷。后来，在米德尔斯堡出战纽卡斯尔联时，他第二次上场就为球队踢进了难忘的一球。主场球迷热情拥抱他，他则比出“嘘”的手势，要过去所有辱骂他的恐伊斯兰球迷禁声。

米多要求曾经辱骂过他的球迷闭嘴

老字号的黑色足球企业与极右派小团体结盟，公然采用反伊斯兰信仰的新语言，在2009年夏天具体成形。各种新近成立的微型组织，如英格兰护卫联盟、阻止欧洲伊斯兰化（Stop Islamisation of Europe, SIOS）、英国公民反对伊斯兰极端分子（British Citizens against Islamic Extremists）和平民联队，经常集结在城市中心与警方和相反立场的示威民众发生冲突。英格兰护卫联盟发迹时，只是一个名为“卢顿人民联合”（United People of Luton）的小团体，集合起来抗议伊斯兰激进团体逊尼派穆斯林联盟（ASWJ）。该团体在2006年一场欢迎驻伊拉克士兵回家的游行上侮辱士兵是杀人犯。平民联队也在同一时期成立，是一群反对伊斯兰教徒来到英国的足球迷所成立的网络社群。他们自豪成员中有企业家，有女性，也有少数族裔，但旧帮派势力其实才是团体核心。其中一名创办者就说：“很多人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以前当过足球流氓，只是后来安定下来。”

SIOS的势力已经遍布欧洲

2009年5月，羽毛刚长齐的英格兰护卫联盟和平民联队发起第一次集会示威，不仅打破规矩直接朝亚洲足球聚居的柏立公园区游行，还动手纵火烧车。相同的集会模式也出现在伯明翰、诺丁汉、曼彻斯特和利兹，且很快吸引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有几次上达千人，在媒体和网络上也占了大幅版面。在这之后，两个团体亦曾涉及足球场斗殴，遭到禁止入场，还在网络上张贴恶意中伤的文章，幸而他们未能以任何有组织的方式在足球场内发挥影响力。

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仇恨已经很难调和

多元文化的新融合

种族与信仰的紧张情势，看似在英格兰足球界找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公共平台，但其实足球运动的范畴内同样也出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新迹象。2009年，有一场足总杯预选赛由孟加拉竞技（Sporting Bengal）对上伦敦APSA（London APSA）。这是近150年来，第一场由两支英国亚洲球队交手的比赛，因此这么不起眼的对战组合却获得了媒体最大程度的报道。APSA主要由巴基斯坦裔的球员组成，孟加拉竞技则是孟加拉足球协会选出的队伍。孟加拉足球协会在伦敦哈克尼的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夏季联赛，球员的组成证明了哈克尼区的族群超级多元，协会的心胸又是如此开放，球员51%是孟加拉裔英国人、16%是其他亚裔族群、12%是白人、11%是黑人、4%为索马里人、剩下的6%为其他人种。

孟加拉竞技队以其多元化种族组成为荣

足球迷的组成并未能反映国内的族群人口比例，少数族群的球迷人数偏少，部分原因出在阶级和收入。经济比较宽裕的少数族群，例如英国的印度人和犹太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他们常出现在球场。锡克人虽然较不富裕，但组织同样发达，在桑德兰和伍夫安普顿都成立了自己的球迷俱乐部，前者叫旁遮普军（Punjab Army），后者叫旁遮普之狼（Punjab Wolves），成员多达500人。

锡克教徒在伍夫安普顿当地也形成了狼队支持团体

如果说，足球让锡克人甘愿当东北英格兰人，让伦敦东区白人也能踢孟加拉联赛，那么在国际领域足球也提供了同样流动的认同感与忠诚心。移民遇上国际板球比赛该支持哪一支国家队？泰比特（Norman Tebbit）的危言耸听和他提出的“板球测试”依然阴魂不散，但足球看来并不受此影响。南亚和加勒比海国家队来访，甚至还成为海外移民颂扬流散身份的盛事。牙买加打进1998年世界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打进了2006年世界杯，都唤起加勒比海族群的公开庆祝和支持。

泰比特在面对种族移民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板球测试”

世界杯热身赛，牙买加队来到西伦敦的洛夫特斯球场进行友谊赛时，整座球场几乎坐满了来自伦敦黑人社区的观众。牙买加报纸《拾穗者》（The Gleaner）报道：“我从来没看过一座足球场内有那么多黑人，老老少少的牙买加人都来看比赛了。我个人最感动的一刻，是亲眼看到那些老奶奶置身在一个做梦也没想到能进来的地方。播音系统传出震耳欲聋的钢鼓乐队和雷鬼乐，到处卖起牙买加酥饼，到处有人默默抽起大麻。”

牙买加代表加勒比海地区出战了1998年法兰西世界杯

2005年，澳洲球队也在洛夫特斯球场与南非队进行了友谊赛，现场球迷爆满。南半球移民西伦敦的庞大人口难得聚集成形。民间也有地方上的倡议者创设俱乐部，如布拉德福德的阿尔比翁竞技队和莱斯特城的涅槃队（Leicester Nirvana FC），虽然以亚洲人为核心，但成员组成十分多元。不过就连他们也比不上超级多元的联合杯足球赛（Unity Cup）。每年一度由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组成的球队进行比赛，2007年在伊普斯维奇举办的杯赛，就有保加利、孟加拉、库尔德人、捷克、伊拉克、波兰和辛巴威人的队伍。而伊普斯维奇平时在英格兰城市当中并不以族群多元著称，至少在这里，足球呈现了国内新移民的面貌。

莱斯特城的涅槃队已经组织起多支青训梯队

球星，英雄不问出处

如果说新一代低技术移民开始来到英国，联合杯是第一个征兆，那么英超俱乐部的阵容组成反映的就是来自全球各地的高技术移民来到英国，进入金融界和医学界的高阶职位。1970和1980年代的英国黑人球员对英格兰足球的人口比例造成变化，到了1990年代因为外国球员的加入，至少在数字上出现了衰减。英超开赛首赛季，顶级联赛一共有11名外国球员，十年后，外国球员已达到1/3，再十年过去，外国球员竟已成为多数。法院判决《欧盟劳动》法凌驾于欧足联的章程之上，过去限制球队国内外球员人数的规定因此废止。欧盟公民绝大多数拥有完全的迁徙自由，海外球员要取得工作签证也变得相对容易。俱乐部投入由经纪人、球探和青训系统组成的新兴全球网络，加上手中又有比以往更多的资金，英格兰足球自然开始大肆采购。

非欧劳工政策让大量亚洲球员受益

不论个别或集体而言，外籍军团获得的回响都有好有坏。一方面，大众确实同意他们来了以后，球队足球比赛的水准大幅提高。外国球员和教练把重视饮食营养、个人技术和战术观念的风气带进了英格兰足坛，连带拉高了联赛内所有球员的水准。以个人来说，顶尖球员多受到球迷罕见的热情爱戴，例如阿森纳的博格坎普和亨利、切尔西的佐拉（Gianfranco Zola）、曼联的坎通纳，更有待过热刺和纽卡斯尔的大卫-吉诺拉（David Ginola）。效力于地方球队的外国球星则为英格兰球迷打开一扇窗，看见全球足球文化的天地，在某些地方更催生了小规模鉴赏文化与世界主义。确实，英国的公共生活当中很少有像欧冠足球联赛这样的场域，让人觉得身为欧洲共同体的成员，既有具体利益，又是地位和骄傲的来源。

长相英俊的吉诺拉是英超时代的偶像派

但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较为平庸、不具热忱或没那么幸运的外国球员，不论球迷或媒体都还是满腔轻蔑和憎恶，保持着数也数不清的刻板印象。外国球员常常被骂爱假摔、作弊、演戏，再不就是被视作缺少灵魂的佣兵，对拉丁裔球员的炮火尤其猛烈。吉诺拉又常被看成一个爱表现的自干王。文质彬彬甚至略显造作的举止，则有违英格兰足球粗勇阳刚的典范，他因此饱受辱骂，其中很多是专骂法国人的字眼。

不少外籍球员被英超球迷诟病“爱跳水”

1995年水晶宫球迷马修-西蒙斯（Matthew Simmons）也用类似的方式唾骂坎通纳，坎通纳的回应是送他一记功夫飞踢。十年后，阿森纳教练温格因为派出的先发阵容全是外国球员遭到报章媒体大肆批评，逼得温格要为自己辩护说：“这实在是叫人失望，我们先说要把种族歧视踢出足坛，现在又带头歧视种族。这种观念很落伍，我永远不会想对一名球员说：‘你比较厉害，可惜你拿的护照不对。’”

温格为英超带来大量外籍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