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战之殇，北爱尔兰足球兴衰四十年

在北爱尔兰，种族、信仰与民族环环相扣的纷争，不只折磨着整个社会超过一个世纪，也同样绊住运动的发展。自爱尔兰分治以来，盖尔式足球（Gaelic Football）和板棍球（Hurling），就为民族主义者独占。他们多在盖尔足球运动协会（Gaelic Football Athletic Association，简称GAA）的名义背后，动用地位禁止英国赛事，也禁止与英国军队的成员一同出赛。这两项运动由于大为盛行且十分排外，因此也成了爱尔兰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重要堡垒。

盖尔式足球兼有足球与橄榄球的特点

橄榄球和板球都以整个爱尔兰为基础成立组织，是流行在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小镇与郊区和边境南北的运动，反映的是企图从民族主义者与联合主义者长年恶斗中超脱出来的一小撮民意。足球，不同于橄榄球和上述两种盖尔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着一个涵盖更广的公民社会。只有足球以北爱尔兰为主要的组成基础，而非建立在联合王国或全爱尔兰的基础上。而且，足球直截了当地突显出不平等、认同、象征和国家地位等等在北方引发冲突的根本问题。不管民族主义者还是联合王国者，都有很多人踢足球。民间足球更是文化生活中少有的空间，让不同阵营得以再次面对面，虽然气氛不见得都很友好。

板棍球是爱尔兰独有的特色运动项目

分裂的开始

战后年代，天主教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俱乐部，曾两度被迫退出爱尔兰联赛，1949年是贝尔法斯特凯尔特人队（Belfast Celtic），1972年是德里城队（Derry City）。凯尔特人队那一次是因为保王派人士在球赛中组织的暴力行动程度太过火了，冲突达到最高点时，林菲尔德队（Linfield FC）的球迷甚至冲入球场攻击并殴伤凯尔特人队的球员。北爱尔兰皇家警察队却只是冷眼旁观。凯尔特人队知道现实无奈，有国家的支持，联合主义者的霸权无可动摇，俱乐部只能关门大吉。

贝尔法斯特凯尔特人队曾经前往美国巡回表演

到了1972年，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还不打算轻言放弃。德里城队的班德威尔球场（Brandywell Ground）位于市内独立派集中的区域，历经拘禁、血腥星期日和国会被废以后，德里城不断爆发示威暴动，被北爱尔兰足总和皇家警察队视为危险区域。联赛的其他球队不宜进入。德里城队继续在统一派的科尔兰镇（Coleraine）踢了半个赛季，直到退出联赛。不过，德里城队并未解散，暗示独立派公民社会正在培养的军力和自信，但1985年，在低级别联赛待了几年后，德里城队决定离开，到爱尔兰共和国踢联赛足球。到了1989年，爱尔兰足总杯决赛，俱乐部已经能吸引14000名球迷南下都柏林观战。出生在德里的记者伊蒙-麦凯恩（Eamonn McCann）当时写下一段文字，宣称他们正在“庆祝与全爱尔兰共荣，脱离苦海，不用再受“北边”那些杂碎的气”。就是这种跨国界的倡议行动，往后成为爱尔兰岛上民族主义政治活动的标志特征。

另外一支俱乐部德里城队被迫退出爱尔兰联赛

接下来20年，足球持续引起小型多发的派别对立和暴力冲突，同时也深受经济结构压力所苦，同样的压力也正在蚕食整个北爱尔兰。这里的经济与英格兰北部或苏格兰西部一样，仰赖重工业发展，北爱尔兰问题*上演的背后，社会正经历一连串无情的去工业化过程。虽然北爱尔兰问题导致高额公共开支和人力短缺，意外缓和了经济衰退的速度，但将近30年的动荡不安还是让新投资瓦解，技术与学识精英大量外流到不列颠本岛，留下来的企业竞争力也随之下滑。

1998年，《受难日协议》正式签署，英国与爱尔兰终止战争

译者注：北爱尔兰因民族信仰纷争，1960至1990年代不断发动间歇性的武装暴力冲突，英国政府军也牵扯在内，直到英国政府与爱尔兰政府及北爱尔兰自治政府，在1998年签订《受难日协议》后，常年的战争才暂告中止。

爱尔兰举行公投，进行民族自决

1950和1960年代，北爱尔兰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从比利-宾汉（Billy Bingham）、丹尼-布朗奇弗洛（Danny Blanchflower）到乔治-贝斯特（George Best）都是在英格兰开创生涯。20年后的人才外流更加严重。1982年世界杯，北爱尔兰国家队阵容当中只有4名球员属于本土的俱乐部。1986年，23人大名单当中只剩下2人。球迷也有很多向外出走。苏格兰格拉斯哥流浪者队和凯尔特人队的派别魅力，在北爱尔兰也吸收了大量成立已久的球迷基础。英格兰足球向来追随者众多，到了1990年代初，英超足球开始固定直播，精神与情感上出走的人就更多了。曼联、利物浦、热刺和利兹联在北爱尔兰球迷人数，可能都比当地大多数俱乐部来的多。

北爱尔兰最优秀的球员都在英格兰发展

到了1980和1990年代，球员和球迷若还留下来参与地方足球，留给他们的只有半职业赛事。球场日趋破旧，妄想、猜疑和恐吓的气氛成了常态。足球本身对此也小有贡献，个别比赛的中途不时会爆发暴力冲突和对立叫嚣，例如1979年杯赛决赛，克利夫顿维尔（Cliftonville）和波达顿（Portadown）双方阵营的大规模斗殴。但比起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派系威胁，与随之引起的分化猜忌的恶性循环，这些都还只是小菜一碟。

双方比赛演变成大规模斗殴

1980年和1990年代，北爱尔兰人口族群的地理分布不断转移。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越来越倾向聚居在各自的社区，由和平墙、检查哨和精心设计的道路区隔得壁垒分明。北贝尔法斯特的俱乐部克利夫顿维尔，所在地原本是城市内鱼龙混杂的区域，但随着种族日益分化，使该地区变得以天主教为主，俱乐部也被贴上民族主义者的标签。同时，与他们比邻的十字军队（Crusaders）则挑起了激进新教徒的身份。马克-朗汉姆（Marc Langhammer），十字军俱乐部的一位董事，就在2011年回忆道：“在北爱尔兰问题那年头，这支俱乐部是很不欢迎外人的地方。才不过10年前，要是有天主教徒走进我们的酒吧，他就会被一枪打死。”

十字军队代表了新教徒中的激进主义者

足球不一定得是冲突上演的舞台，也还可以是真正跨族群的事业，1980年代初的北爱尔兰国家队，曾经是足球的最后一丝曙光。《德里日报》（Derry Journal）的编辑弗兰克-科伦（Frank Curran）回忆那个年代说：“很多‘北爱尔兰问题’发生以前，德里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北爱尔兰国家队的。”那时的国家队与历来一样，是一支多族群的球队，吸收了来自两个传统的球员：帕特-詹宁斯（Pat Jennings）、马丁-奥尼尔和加里-阿姆斯特朗（Gary Armstrong）都是天主教徒；大卫-麦卡利（David McCreery）和诺曼-怀特赛德（Norman Whiteside）是新教徒。但不同于过去的是，这只队伍非常优秀，1982年和1986年世界杯都取得了参赛资格，并受到跨种族跨民族间的支持。换作其他的时空环境，这很可能会是一次契机，让一支成功的足球队成为北爱尔兰人民共同身份的代言人。但在1980年代中期，并没有这样的环境。

曼联球员怀特塞德作为新教徒代表北爱尔兰队出战

1981年，种族冲突不只愈演越烈，也直接影响到了北爱尔兰足球界，使得该年的本土四角锦标赛（Home International Championship）被迫中止。该年5月初，博比-桑茨（Bobby Sands）在绝食5个月后死于美斯监狱的牢房内。九名爱尔兰共和军囚犯在抗议过程中失去，他是第一个。贝尔法斯特群情激奋，英格兰和威尔士足总原定于5月底赴贝尔法斯特出赛，后来都被谢绝前往。1982年，锦标赛恢复举行，北爱尔兰在两年后夺得冠军，但胜利的代价惨重。创立于1884年的本土锦标赛，就在它适逢百年的那一年遭到废止。英格兰足总在1983年宣告不再参赛，原因除了有北爱尔兰的纷争，以及英格兰与苏格兰对阵时频发的冲突，也是因为国际赛程已经这么满了，英格兰队情愿去找更强的对手，踢有利润、更容易取悦观众的比赛，也好过在温莎公园捱过漫漫长夜。

桑茨（右一）在美斯监狱中与难友绝食至死

破旧的温莎公园球场（Windsor Park）是北爱尔兰国家队比赛的主场，位于贝尔法斯特市区的新教徒区，工人阶级密集群聚，一向被视为统一派的阵地。这里也是林菲尔德队的主场，林菲尔德是北爱尔兰最大的俱乐部，与激进的保王党人和奥兰治联盟（Orange Order）*关系密切而公开。他们原本只是在精神上占领国家球场，但1985年，北爱尔兰足总同意将国家队主场比赛的部分门票收入分给俱乐部，等于坐实了他们的地位。就算是最不关心政治的天主教球迷也很难支持这种做法。

奥兰治联盟直到目前还活动频繁

译者注：奥兰治联盟是一个国际性的新教组织，主要活动于北爱尔兰，政治上属于保守派团体，支持保王主义。

同年，爱尔兰民族解放军（Irish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简称INLA），一个共和派的恐怖主义小团体，就在北爱尔兰对英格兰的比赛前在球场附近安装炸弹。球场原本只是要塞，这下子成了碉堡。温莎公园球场内，派系叫嚣的规模和声量逐渐提高，在1988年达到顶峰。凯尔特人队内信仰天主教的中场球员安东-罗根（Anton Rogan），替国家队上阵时被毫不留情地大喝倒采。就算宽以待之，观众唱《天佑女王》也已经难以接受，合唱《芬尼安的鲜血淹过我的颈项》（Up to Our Necks in Fenian Blood）*更是罪无可赦。在大多数独立派眼里，温莎公园球场现在已经沦为禁地。天主教民族主义者对北爱尔兰国家队有过的支持也已流逝殆尽。

天主教徒罗根在为北爱尔兰出站时遭到倒彩

译者注：“芬尼安”一词，院子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一位同名军人。十九世纪，芬尼安兄弟会（Fenian Brotherhood）在美国创立，是一支持爱尔兰建国的组织，该兄弟会成员皆被称为芬尼安。日后，这个词进一步指所有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北爱尔兰的新教徒用它来贬低天主教徒。

芬尼安兄弟会的宣传画

《受难日协议》，缝合裂痕

1998年，经过四年无止境的协商、停火、破局和重启，《受难日协议》终于签订，随后经公投同意。这是一项跨种族与民族双方达成的协议，双方将在习于分裂的社会中和平共存，分享移交而来的政治权力。当北爱尔兰各政党朝自治政府步步为进的时候，英国在北爱尔兰办事处则正忙着想办法，重整贝尔法斯特衰退的经济，打造跨族群的团体机构与身份认同。他们提出众多主张，其中曾经认真考虑过邀请山姆-哈曼（Sam Haaman）带着他当时居无定所的温布尔登队，从水晶宫搬到贝尔法斯特来。温布尔登那时候还是有英超水准的俱乐部，官员以为，假如在贝尔法斯特找片废弃的工业用地，辅助俱乐部新建球场，再将俱乐部改名为“贝尔法斯特联队”，或许能吸引来自对立双方的足球迷。到时候，曼联和阿森纳做客出赛应该够精彩了，至少可以把足球重新打造成中立共享的竞技场，而不是分裂的表征。

破旧的温莎公园比赛现场

计划后来空无结果，但北爱尔兰可以靠足球场上的团结开拓出一条道路，这个想法倒是留了下来。温莎公园球场，被统一派控制的北爱尔兰足球重心，可望废弃不用，在美斯监狱H区旧址兴建一座国家级的多功能运动馆。为改建与旧日冲突有关的场址，政府愿意提供充沛的资金，计划盖一座可容纳3到4万人的运动场，爱尔兰国家橄榄球队和盖尔足球运动协会都能使用，北爱尔兰足总所有的主场比赛也会在此举行。拆除监狱也能创造空间兴建购物商场和住宅社区，况且位置都在高速公路的交叉点，交通便利，比贝尔法斯特还接近北爱尔兰正中心。共和派取得同意，将H区其中一栋楼房保留下来，作为纪念、哀悼和教育的场所，虽然在很多统一派口中，这里被称为恐怖分子的祭坛，好像不走煽动路线就找不到政治语言一样。

新建球场的计划未能成功，温莎公园得到修整

营建工程与商场保证能带来工作机会，住宅、商场和休闲设施也获得近一亿英镑的投资，足以说动很多很多统一派的政治人物支持这项计划。然而，温莎公园球场的忠实观众几乎是一面倒的反对，他们“不是很想放弃比赛日温馨的气氛，专程去一座设施完备但没有灵魂的球场”。2008年以后，政府财政崩坏，计划也就这么胎死腹中。

北爱尔兰支持者曾在温莎公园见证过无数国家队上演的奇迹

北爱尔兰的足球证明了由上而下构建的族群有其极限，由民间向上发展反倒是较为成功。不过，虽然政治圈普遍同意由北爱尔兰足总主导变化，相关规则与秩序却迟迟没有改革。一直要到尼尔-列农（Neil Lennon）受到恶劣对待以后，当局才终于被迫做出改变。尼尔-列侬是勒干（Lurgan）的天主教徒，1990年代效力于莱斯特城和北爱尔兰国家队，都顺风顺水。2001年，转会来到凯尔特人队以后，他开始收到大量骚扰信和死亡威胁，家乡镇上出现“愿尼尔-列侬安息”的涂鸦，温莎公园球场的观众也精神一振，对他狂喝倒彩。隔年出战塞浦路斯的比赛前，时为北爱尔兰国家队队长的列侬在信箱收到了一粒子弹，于是宣告从国家队退役。

尼尔-列侬遭到死亡威胁，不得不从国家队退役

北爱尔兰足总、地方政党和几大俱乐部终于不得不有所动作。北爱尔兰足总杯表现可嘉，针对国内足球界制定了严厉的反宗教派主义方针，颁布球迷行为的新准则并实际实施。更有一群北爱尔兰国家队的支持团体采取行动，积极抵制球迷中发出的宗派主义口号，做法不带任何仇恨，反而还很幽默，用“我还以为在看巴西比赛”的嘲讽，淹过旧保王派人士的歌声。到了2008年，北爱尔兰球迷已成了公认最友善、最受欢迎的观众。

北爱球迷对国家队的支持受到了全世界的尊敬

国家队率先实施的反宗派主义做法也渐渐传入了俱乐部，很多转变非常值得一提。林菲尔德队开始积极派出天主教球员，同时与过去密不可分的激进保王派划清界限。北贝尔法斯特的十字军队，开始与纽因顿队（Newington）等当地的独立派球队分享设施。民间积极发起计划，希望让对立族群的孩童在一起认识彼此。跨国界的活动数以倍增，如萨坦塔杯（Setanta Cup）就让国界南北最强的俱乐部有机会一较高下。

萨坦塔杯为自治领提供了难得的向心力

然而，这类官方插手介入的做法，现实上仍然会碰到极限。说到北爱尔兰国家队的球迷，必须论及一项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天主教徒占了四成多的人口，但在国家队主场的观众当中，天主教徒却只有不到6%。民族主义阵营效忠的国家足球代表队，对象早已转向了爱尔兰共和国。爱尔兰队的国际赛事表现明显较好，从北爱尔兰队最后一次参与国际赛事到现在，爱尔兰队已经参加了三届世界杯和两届欧洲杯，这自然更加快了支持者转移的速度。由于《受难日协议》明文规定，北爱尔兰所有人都能选择自己想当英国人，还是当爱尔兰人，民族主义阵营的球迷多半选择了后者。

相比爱尔兰，北爱的国家队实力仍然远不及前者

选择后者的球员也在增加。北爱尔兰足总曾经考虑过使用特权，从爱尔兰全岛挑选球员。现在，许多年轻的天主教球员虽然生在北爱尔兰，还有些是在北爱尔兰接受训练，但都宣誓效忠爱尔兰队。一开始只是寥寥几人，现在似乎成了一股洪流。达伦-吉布森（Darren Gibson）、马克-威尔森（Marc Wilson）、丹尼尔-德文（Daniel Devine）和詹姆斯-麦克林（James McClean）等球员都选择了南下。

詹姆斯-麦克林的国家队表现引起过争议

北爱尔兰足总向国际运动仲裁法院提出一连串法律质疑皆告失败，再三向国际足联抗议也没有下文。就连效力于北爱尔兰国家队的天主教球员，很多似乎也都身在曹营心在汉。2011年底，奈尔-麦克吉恩（Nial McGinn）代表北爱尔兰队出场，终场以0-5败给爱尔兰队。赛后他在推特上说：“能参与这种比赛还是很高兴的，我是爱尔兰的粉丝，对上他们当然也再好不过。今晚唯一的好事应该就是，我换到了罗比-基恩（Robbie Keane）的球衣。”

罗比-基恩自然是爱尔兰国家队最大牌的球员

《受难日协议》为政治和足球开创了新的空间，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于其间采取了许多做法。他们打造出跨国界的新同盟和新身份，选择性的退出某些北爱尔兰机构，在另一些则极力争取权力以策安全。举例来说，爱尔兰联赛内独立派阵营的球队数量大增，克利夫顿维尔的董事史蒂芬-麦奇洛普（Stephen McKillop）就说：“这还能怎么办呢？难道要收拾包袱说我们不玩儿了吗？我们又不可能去踢爱尔兰联赛，何况我们是爱尔兰最老的俱乐部，我们是北爱尔兰足总的创始成员，开始踢球的年代比谁都来的早。我他妈的确定，要走也不应该是我们走。”

林菲尔德队仍然坚持在北爱尔兰联赛中

同一时间，统一派阵营在北爱尔兰国会、足总和运动界都重新取得了主导地位。对于主权问题，他们暂时保留态度，意思是在北爱尔兰足总还不会考虑用《天佑女王》当国歌。换句话说，他们也被迫要遏制最极端的宗派主义。足球以它最进步的面相，可以解决族群分裂，为北爱尔兰社会带来一丝曙光。但北爱尔兰的足球界依然有一小撮不安因素，只要有足够的火种、酒精和怒气，就会引燃旧时代的宗派主义和新时代的排外意识。

虽然水平有限，北爱超的气氛依然高水准

平静难觅

旧时代的宗派主义偶尔会在比赛中爆发，最近一次就在2011年贝尔法斯特校际杯（Belfast School Cup）决赛，演变成贝尔法斯特男子示范学校（Belfast Boys Model School）与圣玛丽基督徒兄弟文法学院（St. Mary Christian Brothers Grammer）双方球员和支持者的大混战。同一年的节礼日，5名拉高尔队（Loughgall）球迷披着英国国旗冲进球场，朝着对手勒干队（Lurgan Celtics）的替补席狂奔。勒干队是独立派色彩浓厚的球队。更重要的情节发生在2009年5月，苏超联赛最后一天，格拉斯哥流浪者把凯尔特人踢下冠军宝座，科尔兰镇上的保王派人士涌上街头暴动庆祝，一名天主教徒凯文-麦克戴德（Kevin McDaid）竟在自家门前被暴徒持自制武器攻击致死。

老字号德比引发了北爱尔兰人的暴动

《受难日协议》以后几年，北爱尔兰因为长期经济繁荣吸引了一波经济移民浪潮，尤其很多波兰人来找工作。2009年，波兰国家队和一大票爱惹是生非的球迷来到贝尔法斯特参加世界杯资格赛。近20年来，独特形态的暴力与排外意识一直困扰着波兰足球，社会的酗酒文化和职业足球界的半帮派性暴力也蔓延到国家队的支持者之间，再加上波兰队的守门员亚瑟-博鲁茨（Artur Boruc）有爱尔兰血统，更是替两队的遭遇火上添油。开赛前一周，就有保王派人士在山迪路（Sandy Row）的墙面涂写他的名字，旁边再画上绞刑绳圈。比赛当日下午，双方球迷聚集在市中心，一边喝酒一边释放烟火，场面没有多久就演变成全武行。市内各处，与警方的斗殴持续了一整晚。保王派在街头滋事对于博鲁茨没有半点影响，可接下来几天发生在南贝尔法斯特波兰社区的多起攻击事件，却害多达40户人被迫逃离家园。

博鲁茨的身份总能引发争议

奇怪的是，北爱尔兰足球界中最会起冲突的冤家组合依旧是林菲尔德和格伦杜兰（Glentoran），但这两支俱乐部过去的名声都和统一派族群的支持者紧密相连。2005年，双方的一场比赛在林菲尔德踢进绝杀球以后，演变成全场暴动。每年节礼日的比赛气氛尤其火爆，2008年，格伦杜兰球迷朝林菲尔德看台丢东西、发射烟火，双方因此爆发斗殴。某些格林杜兰球迷甚至恨林菲尔德恨到宁愿放弃国家队比赛，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钱通过温莎公园球场的门票流入林菲尔德俱乐部。更极端一点的人，甚至会在对阵林菲尔德的比赛中，穿上爱尔兰的代表色，深信“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北爱超联赛场场都带着不稳定因素

但话说回来，北爱尔兰还是渐渐习惯了这种罕见的同盟。国会现在用民主统一党（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简称DUP）与新芬党（Sinn Fein）共组，虽然双方各自强硬的统独立场，压缩了他们温和派对手的空间。民主统一党的党主席彼得-罗宾逊（Peter Robinson）首次出席了盖尔足球协会举办的赛事，协会也正式废除会内反英国的规章。新芬党的马丁-麦克尼斯（Martin McGuiness）透露自己热爱足球，1989年德里城队班德威尔球场附近发现未燃爆的炸弹，他亲自协助拆除，才让那一场对葡萄牙本菲卡队的关键欧洲赛事没有被取消。他表示自己很期待到新近整修过的温莎球场，看他的第一场北爱尔兰国家队比赛。这些都大可看成是北爱尔兰长年角力的组织开始去政治化的迹象，甚至是跨传统的新身份认同创造出来的结果。但回想北爱尔兰足球40年来的发展轨迹，将这类事情看成一个民族的代表礼貌性的参访另一方面的节庆活动，或许才更加合理。

如今的北爱尔兰政客在为和平与发展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