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和阶级观念，是如何羁绊法国足球发展的？

在外媒These Footabll Times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Alexander Shea从历史、文化等角度，分析了在法国政治背景下，种族主义和阶级观念是如何影响法国足球的。

一座叫做Sentier Métropolitain的桥，连接了巴黎的两个世界。它从巴黎西郊的富人区Neuilly-sur-Seine向北部延伸，穿过单调的塔式建筑和被废弃的发电站，通往法国首都的穷人区。圣丹尼（Saint-Denis）是巴黎最贫困的街区，可容纳81000名观众的法兰西体育场坐落于该区，而桥在距离地面5米高的地方戛然而止。高架行人道似乎消失在了稀薄空气中，行人面临着掉落到桥下街道的危险。

Sentier Métropolitain被人们称为“绝路桥”，这是有原因的。除了建筑未竣工之外，这座桥还将行人带到了经济陷入停滞的圣丹尼区，该区的贫困人口比率达到了29%，当地住户的人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00欧元。

法兰西体育场的名称首字母缩写为SDF，有趣的是在法语中，SDF也是“无家可归”的首字母缩写。在圣丹尼区，超过45%人口住大街或住在并不适合居住的房子里，当地平均每个月都有3人因无家可归而死亡。

Sentier Métropolitain距离竣工日期还有一段时间。在2014年，时任法国总理的让-马克-艾罗宣布，修建这座桥的目的是“再次创造一个由黑人（Blacks）、白人（Blancs）和北非移民（Beurs）共同组成的法国”。通过将以白人住户为主的街区与拥有多样化种族人群的郊区连接起来，这座桥试图重现1998年那支法国国家队的种族和谐。在当时，法国队内既有图拉姆等黑人，佩蒂特等白人，也有像齐达内那样的北非移民。

1995年，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指出法国社会因为种族问题而被割裂，但到1998年7月份，在法兰西体育场的某个温暖夜晚，所有问题似乎都烟消云散。1995年，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在巴黎地铁制造爆炸案；1998年，有阿尔及利亚血统的齐达内帮助法国队赢得了世界杯冠军。

世界杯决赛结束后的第二天，法国《队报》首页照片反映了法国渴望树立一个包容、种族多元化的国家形象。在那张照片中，齐达内与波兰移民的儿子德约卡夫一起庆祝，似乎希望救赎整个国家的种族斗争。黑人和移民的政治权利似乎也迎来了一个分水岭式时刻，激进的保守派人士夏尔-帕卡（Charles Pasqua）和阿兰-朱佩（Alain Juppé）宣布了一项“齐达内计划”，试图使得法国的7万“非法移民”的身份合法化。

二十年后过去了，如今这支征战世界杯的法国队也拥有一批黑人、白人和北非移民球员。如果沿着Sentier Métropolitain桥或桥下的地面人行道往前走，你很快就会沉浸于这个国家的新足球梦想中，一路上看到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球星们的彩绘壁画、超大海报和涂鸦。

经过姆巴佩的家乡邦迪（Bondy），你会看到在一张巨大广告牌上，姆巴佩朝你眨眼睛。在Roissy-en-Brie，你又会看到保罗-博格巴的大幅墙画，部分地铁站内墙上还贴着马图伊迪的海报……在德尚执教的球队中，8名球员来自巴黎郊区。

虽然如今的法国队很容易让人追忆1998年，但你仍然无法通过那座桥走向任何地方。为什么？因为从根本上讲，1998年那支法国队所反映的政治思潮是倒退的。在前法国主帅雅凯的执教下，高卢雄鸡之所以能够征服一代法国球迷，是因为球队象征了社会保守主义，而非先进的种族政治。正如社会学家Stéphane Beaud所说，1998年法国队内只有3名球员是移民的后裔，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自1904年以来最单一的国家队，绝大部分球员都来自传统的较小城镇和乡村。

从某种意义上讲，1998年的法国队就像一块玛德琳蛋糕，让许多法国人回想起了多年前更简单、坦诚的年代。若观看Stéphane Meunier执导的纪录片《98世界杯之旅》，你也许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尼古拉斯-费尔伯特（Nicolas Philbert）执导、2002年上映，聚焦儿童教育的《是和有》（Être et Avoir，也被译作《山村犹有读书声》）。《是和有》塑造了一个单纯温馨的乡村环境，并借此赢得了法国民众的心；在影片中，一位上了年纪的乡村教师使用粉笔和黑板，通过传统教学方法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

在纪录片《98世界杯之旅》中，雅凯也很像一名注重纪律性的学校教师，向法国球员们灌输了努力工作的价值观。虽然法国社会在那个年代面临着割裂，但来自农村、作风简朴的雅凯与球员们相处得很好；雅凯总是保护球员，当球队没有进球时，他甚至经常批评球门柱太方了……那支法国队唤醒了许多人童年时的记忆，在那个年代，似乎一切都更简单。

《是和有》（Être et Avoir)

1998年法国夺冠的特别之处并不体现在球队拥有来自不同种族的球员，而是因为当时的政治背景非同寻常。事实上，法国队一直由多种族的球员组成。1986年，《队报》作者迪迪埃-布劳恩（Didier Braun）在一份调查中发现，从1900年~1986年，在代表法国队参加比赛的600名球员中，超过200人都有移民背景。

许多年来，法国队的球员种族多元化特征并没有被重视，但随着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在上世纪80年代崛起，人们开始从种族和文化视角看待1998年的法国队。1983年，这个由让-玛丽-勒庞领衔的极右翼政党强行进入国家议程，在巴黎最贫困地区之一赢得了选举胜利。在当时，法国国民阵线提出了一系列种族主义言论，甚至将郊区描述为充斥着犯罪和混乱的“贫民窟”。

法国政客针对“痞子”的战争撕裂了整个国家。1995年，雅克-希拉克当选法国总统——为了拉拢国民阵线的选民，希拉克发表了反移民的言论。当他将1200万住在郊区的法国人形容为垃圾时，就连那些最温和的政治评论家也感到震惊。而那也引发了暴力和警察军事化等连锁反应。

上世纪80年代，巴黎市郊平均每年发生两次骚乱，但199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5。法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在那一年发现，34%的法国人对移民持有种族主义态度。不过，另外66%的法国人都厌恶种族主义。1996年，两百万法国人参加了在巴黎进行的一场反种族主义示威游行，那也是自1968年法国学生骚乱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抗议。

所以对许多法国民众来说，法国队在1998年世界杯上夺冠让他们暂时脱离政治仇恨，沉醉于胜利的喜悦和幻想。世界杯如同Sentier Métropolitain桥，让巴黎人能够深入郊区，却又不必降到地面，面对郊区街头的种种现实……法国队夺冠让人觉得克服了一头政治恶魔，但事实上它只相当于一张创可贴，无法弥合法国社会的巨大伤口。

创可贴也很快就失效了。1999年，法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发现，仍然有34%法国人持种族主义态度。从1999年到2010年，该委员会每年发布的数据显示，种族主义者占法国总人口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到本世纪前十年临近结束时才刚刚下降到低于30%。

2005年在圣丹尼区，15岁的查奥尔（Bouna Traoré）与17岁的本纳（Zyad Benna）爬上了一所变电站两米高的黄色墙壁。两名男孩因为看到其他黑人青年被警察追捕而惊慌，害怕自己被警察错误地认为是被追捕对象，所以他们急于找个地方躲藏起来，却没有注意到变电站墙上的危险标志。查奥尔和本纳因遭遇2万伏特的电流击中而死去，而当两名男孩死亡的消息传开时，法国各城市爆发大规模骚乱，最终导致超过8000俩汽车被烧毁、2900人被捕，3人在骚乱中死亡。

近几年来，法国社会又出现了一种新的、有误导性的政治口号：以文明对抗郊区野蛮人。该口号将那些有移民背景，年轻叛逆的法国人定义为新的政治下层阶级。2010年，文明与“野蛮人”的战场从巴黎郊区转移到了南非的足球场，法国队在那届世界杯上的表现堪称灾难；被许多人视为郊区偶像的阿内尔卡因辱骂主帅多梅内克被开除，而这引发了球队“兵变”的政治丑闻，对法国足球的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法国政客将阿内尔卡视为一个反面典型，认为他反映了郊区族群的道德退化。1998年当法国队在球场上顺风顺水时，这些政客们曾提出黑人、白人和北非移民融合的口号，但那更像是一番自鸣得意的表态——他们似乎真的相信法国队之所以能够夺得世界杯冠军，正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包容、多元化等国家……

一旦法国队遭遇失败，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法国政客们觉得球队的失利与白人无关，黑人和移民需要担负全责。例如，法国卫生和体育部长罗塞琳娜-巴切罗女士（Roselyne Bachelot）就曾说，球队失败的根源在于“郊区的暴民文化传染了整支球队”。

上世纪90年代的政治对法国社会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种族主义再次抬头。法国足协主席勒格拉埃（Noël Le Graët）曾公开宣称，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球员才被允许为法国队踢球。2013年，Daniel Riolo著作《痞子与法国足球》（The Riff-Raff and French Football）成了法国的畅销书之一。

法兰西体育场内灯光闪耀，但在法国首都巴黎，在一座尚未竣工的桥下街头，这个国家最具分裂性的政治冲突仍在延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吉利斯-凯佩尔（Giles Kepel）就将圣丹尼区描述为法国的新恐怖政治，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中心。

2015年，在巴黎恐怖袭击爆发后，巴黎警方和恐怖分子在距离法兰西体育场仅两公里的小路Rue de Corbillon交火。警察威胁当地人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去年2月份，一位名叫Théo的22岁黑人青年被警察用一根警棍“施暴”；七个月后，24岁的Yassine遭到警察毒打，后来人们在河中发现了他的尸体。

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造访国家队集训营，与来自郊区的法国球员们合影的那一天，他否决了旨在改变1000万巴黎人生活品质的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试图从19个方面改变法国政府与郊区交流的方式，投资超过50亿欧元以提升教育标准，避免出现新的动乱，也受到了各界学者、经济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广泛好评……但马克龙却选择了继续走上世纪90年代政治的老路——如果“郊区野蛮人”无法融入社会，他们自己承担责任；他们应当自己避免暴力犯罪和混乱。

姆巴佩也许在邦迪的广告牌上向你眨眼，保罗-博格巴也许会欢迎你来到巴黎市郊，但与1998年法国队的球员们一样，他们无法修复这个国家的种族伤痕。在巴黎的夏季，社会紧张局面往往很容易引发暴力事件，虽然德尚正带领着球员们征战世界杯，但在巴黎夜晚，人们高喊的名字也许是Theo和Yassine，而不是博格巴或姆巴佩。